在轉型問題上也是如此。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許多制度扭曲，從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只要有了扭曲就會創造政府行政干預所導致的租金，有了租金就會產生行賄、受賄，有腐敗、有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從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推行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把所有干預扭曲一次性地消除掉，是理所當然。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忽視了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是因為在過去的發展思路和政策之下，投資建設了許多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這些產業才能生存。如果這個條件不改變，把干預扭曲取消掉，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的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就會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同時，那些產業有不少屬於國防軍工，為了國防安全，也不能讓它們倒閉，即使私有化以後，也需要給予補貼。事實上，從蘇聯東歐轉型後的情形來看，私有化後，尋租腐敗的情形還更嚴重。
所以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是希望從總結開發中國家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多維：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目前有3種來自西方的觀點影響著不少經濟學家。一是海耶克（Friedrich ugust von Hayek）的觀點「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二是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B. Chenery）的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看清了體制弊端，並且清除這些弊端，即使不存在發展的必要條件，也能實現快速發展。三是克魯曼（Paul Krugman），不斷唱衰中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既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續。您怎麼看？
林毅夫：我從後面的問題先回答你吧。中國的經濟成長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續的論調，從上世紀80年代就此起彼伏，不斷有人提出。中國是一個以雙軌漸進方式轉型的開發中經濟體，存在許多體制、機制、結構問題，這不足為奇。從主流理論來看，發生硬著陸是必然性的事件，所以只要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稍微一下降，這種論調就會出現，並且很有說服力。但都已經40年了，中國經濟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僅在人類的歷史上不曾出現過如此高速、維持這麼長時間成長的先例，而且中國也是過去40年來唯一不曾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這麼多問題纏身的情況下，能有這樣長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成績，是人們所不曾預想到的，也是用任何現存的理論都難以解釋的，這不是奇蹟是什麼？
其次錢納里的觀點反映的是上世紀8、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轉型中國家存在許多體制弊端，要取得快速發展必須堅決清除這些體制弊端。但按照這種思路去做的國家，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績效比轉型前更糟。這種觀點忽視了這些弊端是內生的，只看到弊端的存在，不瞭解其產生原因，在產生弊端的原因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決心很大，去做消除弊端的努力，所產生的是事與願違的結果。
最後，針對海耶克所認為的中國改革開放成績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雖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中國到處存在問題，取得的成績似乎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但連續40年的穩定快速發展，不會是瞎貓碰到死老鼠的好運所致，背後一定有其道理。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是把成功的道理揭示出來，形成新理論，使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得以完成「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依據和所要達到的目標。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29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