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深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物質利益在調集工人農民積極性的重要性，但是仍沿著計劃經濟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來調整農輕重（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後來才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當時的定位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市場：從「基礎性」到「決定性」
從「基礎性」到「決定性」只是幾個字的改換，不過這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打下一個非常堅實的制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再次強調「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論斷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從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很多，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善於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至10%。
政府干預市場 致資源錯配與貪腐
可是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後到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後進入到高收入（中國台灣與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是西歐周邊和發達國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歐洲國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二戰」後的發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現象，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視了市場。結果以對市場的各種扭曲建立起來一些先進的產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只強調市場 經濟危機不斷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學的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市場，忽視了政府的作用，主張採用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宣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