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今天的修憲及改革，卻與2400年前，戰國時期楚國的吳起變法，有著背景和訴求雷同之處。而吳起變法過程中的其中一年，西元前382年，剛正好也是戊戌年。相差400個甲子的古今變法，都是為瞭解決相同的問題：集權，整治官吏，以及消減權貴（貴族）勢力。
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勉強的國際秩序和道義法則，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實力叢林法則，激烈的地緣政治動蕩。楚國國君楚悼王（前401－前381年）為了應對內憂外患，在西元前387年，任用出生衞國的軍事、政治家吳起，進行變法興革。
吳起分析楚國的弊端主要在於，大臣的權勢太大和政治腐敗，威脅著中央的集權；受封食祿的貴族太多，影響著國家的稅收和國力。在吳起變法中有兩樣意義深遠：
一、「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消減貴族勢力，取消世襲的封君、世襲的爵祿。
二、「使私不害公，饞不蔽忠，言不取苟合。」禁止私人請托，糾正官場損公肥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
楚悼王在前381年不幸早逝，吳起失去了堅強的靠山，被舊貴族殺害。雖然變法時間不長，但變法的成果還是有所保留，比如之後的楚國封君的繼承不超過三代，一切財政大權聽命於中央等等。這些促使楚國從貴族政治，向更有活力的官僚政治進步。
吳起變法後50年，楚威王7年（前333年），楚國國力達到鼎盛。基本上收復了之前被他國侵佔的領土，而且擴展成為諸侯國中最大，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的大國。東至東海，西到蜀中，南到南嶺，北到淮海流域，總面積大約200萬平方公里。
穿越2400年的時空，再回到當下北京的「18變法」。
新挑戰
中共為什麼選擇現在的時機點，進行修憲和多方面大幅度改革？
和40年前推動「改革開放」的時空背景比較，當時主要是挽救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後，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而現在，則面臨經濟、政治、國際局勢三方面，更為複雜詭譎的壓力和矛盾。
一、經濟方面，長期高速增長，原有的經濟「紅利因素」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紅利，土地資產「私有化」紅利，內需市場開放紅利，對經濟的拉動效用，逐漸喪失或削弱。以往動輒二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到目前要保持到6、7%，都需要極大的努力和投入。
只有透過技術和產業升級，由舊經濟向新經濟轉型；推行「一帶一路」的宏觀經濟戰略；開拓亞、非、歐洲等外部市場，才能維持經濟繼續成長發展的活力。同時，也要解決多年來累積的環境生態、社會矛盾等嚴重問題。
二、政治方面，社會財富急速增長，卻缺乏有效的結構性、系統性的法治化防弊機制，造成官僚體系弊端叢生，貪腐盛行。「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之下，擁有權力者不斷腐化渙散，「大小老虎」們所把持不受監控的權力，並且以權勢霸佔國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