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耶穌受難復活後，12宗徒（使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形成了最初的基督教會，這個最初教會也曾實施過共產制度（可參新約聖經考《宗徒大事錄》或稱《使徒行傳》），重點是採取共產並且指派7位有聖德與才幹的執事協助宗徒們管理教會日常事務，讓宗徒們可以「專務祈禱、為真道服役」。當宗徒保祿將福音帶到希臘、羅馬之後，基督信仰成了羅馬國教（公元380年2月27日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宣布），整個基督教會顯然也融入了羅馬帝國的體制，當然還是有不少隱修團體，避開了世俗喧囂，過著依著《聖經》中仿效基督退到曠野專務祈禱的清修生活。
十字軍東征時代，聖方濟各（Francesco d'Assisi）除了充任與伊斯蘭信友之間的緩和橋梁工作之外，他所成立的修會（方濟會又稱為「小兄弟會」或行乞修會），過著仿效基督耶穌、極度貧窮的生活，他相信以此種方式才能脫離世俗、不受影響、專心跟從基督。方濟會的修士堅守「神貧」：將所有財物都捐給窮人、靠布施行乞過生活、直屬羅馬教宗的管轄、潛心研究學問、四處講道，協助教宗力挽因為過度世俗化與物慾橫行的中世紀教會，可以說方濟會成員對當時西歐的信仰、生活與文化有著驚人的影響。當然對於羅馬大公教會日後的修院、隱修院會士／修女們來說，這種與耶穌共融合一的清貧、獻身與服務的清修生活，絕對和中共的政治統治體制及集權管理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教義與精神不同，大陸的基督教兩會或天主教「一團一會」基本上都是依著中共的19大習近平思想來辦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宗教，基本精神與教義早已違背基督在新約時代的所有精神，勉強去從聖經裡挖掘更多「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除了是為了方便管理宗教甚至監控宗教之外，真的很難找到與耶穌慈愛與救贖相符的奧義。
標榜著「中國夢」的習近平體制，若想從禁止《聖經》流通，進而自編「中國版聖經」，不是過度自信社會主義可以取代宗教，就是對於人們信仰宗教的本質不解，這更凸顯了北京對於基督宗教的無知。
總之，北京口口聲聲保障宗教自由，但從2月1日開始執行《2018宗教事務條例》規定非宗教團體、院校、活動場所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包括參加境外活動。在互聯網方面，為防止宗教通過互聯網傳播，危害國家安全，亦將加強監控。換言之，「依法嚴控」，特別是針對家庭教會的管理更趨嚴密，從這裡來看禁止《聖經》流通顯然就是這波「嚴控」基督宗教的開始。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