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的要因
先前的許多研究成果已提及南洋海禁案的過程，以及其作為「海禁」並未發揮實際效果一事，也已成為定論。值得注目的是柳澤明的議論。柳澤先生認為，關於康熙決定實施海禁，「我們不得不將主要的問題，放在康熙帝自己的心理上」；針對這個問題，他以記載康熙帝言論的《清聖祖實錄》、《康熙起居注》記錄內容的異同作為線索，分析動機，並且導出以下的結論：「南洋海禁所具備的性質，是康熙帝以下定決心和準噶爾全面對決為前提，為了強化帝國全境的秩序維持體制──也就是去除後顧之憂而做的預防措施。」實為真知灼見。
1684年（康熙23年）以降，隨著中國商船活動的擴大，在爪哇島各港以及馬尼拉等地的華人社會，也加快了擴張的速度。不只如此，因為猜忌這些華人社群是否從中國本土得到了船隻與米穀的供給，所以康熙帝對海上邊境可能成為不穩動態的溫床，抱持著高度的警戒感，這也是事實。
但是，即便事態如此，且在1717年（康熙56年）這個時點，要翻轉迄今為止的政策、徹底實施海禁，從客觀來看相當困難，但康熙帝卻在這種情勢下，仍然下令對南洋實施海禁。其原因正如柳澤先生所指出一般，要談論海禁的實施，是不能把準噶爾問題撇除在外來思考的。
只是，應該思考的問題並不僅止於此。在16世紀的海上貿易不斷擴大的趨勢中，出現了跨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與海外華人社會、乘著邊境經濟熱潮登場的商業—軍事集團，其中最大的勢力是鄭氏集團。清朝打倒鄭氏集團，從而實現了「滿洲和平」。是故，清朝對於與之同類的反清集團再度形成，會抱持著高度警戒態度，是理所當然之事。南洋海禁毫無疑問，便是基於預防此等事態的意志而發軔。準噶爾問題雖然是發起海禁的導火線，但也只不過是導火線罷了。
1727年（雍正5年），雍正帝就如何解除南洋海禁、以及在解除後如何減少居留海外的華人進行思考；倘若不允許他們歸國，又該如何切斷他們與中國本土的聯繫？針對這些問題，雍正帝與沿海各省的督撫間，展開了熱烈的議論。從這項事實可以看出，在面對海洋世界的外交通商政策上，中國的中心課題是確保帝國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在這個前提下，中國還要直面另一個課題：在安全保障的同時，也必須確保在財政以及經濟上，重要程度與日俱增的海外貿易利益，從而實現利害的平衡。
＊作者為日本歷史學者，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