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只有到了西方，到了可以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地方，才能「我口説我心」。道理很簡單，那些仍在中國的大學、政府或媒體工作的高岩的同學，不可能站出來揭露黑幕——誰敢挑戰深不可測的「潛規則」呢？除非你此後不想在這個「圈子」裡混了。高岩母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及一位如今在電視臺工作的高岩的同伴同學，這位同學多年爲高岩掃墓，關心老人的生活——但老人不敢提及其真實姓名，而使用化名。因為她深知，在中國，好人從來沒有好報，這位女兒的同學有體制內的身份，在這個連翻一個白眼都可能失去工作的國度，誰敢不保持「低調」呢？這就是「身為中國人的悲哀」，在專制制度下，不能説真話，不能説真相，不能捍衛真理和正義（劉曉波的命運就在眼前），若要卑微地生存下去，就只能與謊言共舞。
其二，此一事件在二十年前波瀾不驚、在二十年後卻成為萬眾矚目的新聞，還要拜網路及社交媒體所賜。網路時代，專制政府絞盡腦汁地控制資訊的傳播，卻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二十年前，高岩自殺之後，沈陽被某些學閥保護過關，北大中文系有不少師生對此嚴重不滿，甚至有人醞釀去三角地貼抗議信，但馬上被系上的老師勸阻。我本人寫過文章譴責此事，卻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發表——傳統媒體都姓「黨」，知道北大的事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北大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那時，網路還沒有流行，我的文章只能鎖在抽屜裡不見天日。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網路成為新興的媒體，不僅是個體表達意見的平臺,還成為一種強大的輿論監督工具。網路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的作用,可以在兩個層面得到體現。第一，網路媒體通過自己的報導，揭露問題。此次事件中的幾位揭發者，都不是在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而是直接將文章發表在網上，通過社交媒體得以廣泛傳播。第二，在網路上形成公眾意見，產生輿論壓力。在中國的網路上，直接批評共產黨的言論，當然立即遭到刪除，發言人甚至會遭到警方的追究；但像類似的揭露性侵的文章，一般會有數小時甚至一兩天的生存期，即便原文被刪除，在其他地方卻已廣為流傳，進而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
由於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的網絡及傳統媒體的言論尺度日漸收窄，「莫談國事」的緊箍咒越來越緊，媒體和民眾都處於某種嚴重的「資訊饑渴」狀態。此種新聞事件的出現，正好填補了巨大的空缺。而且，一般民眾樂於看到體制內的人（雖然學界算是體制之邊緣領域）出醜。於是，就連傳統媒體也紛紛跟進，搶在被宣傳部叫停之前，對此事件給予地毯式報道。一向高高在上的北大，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地給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應，卻不敢像此前那樣肆無忌憚地封殺、狀告揭露北大情色交易的經濟學教授周恒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