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
失敗者回憶錄104：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我發現徐先生在批評中國政治之外，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國民黨人士指鄉土文學作者「與匪隔海唱和」，徐先生說這種「紅帽子」很可能是武俠片的血滴子，造成人頭落地。
《七十年代》徹底脫離左派陣營的那兩年，是我與徐復觀先生交往，並在思想認識上深受其影響的兩年。他在1982年4月1日辭世，我在《七十年代》五月號發表一篇15000多字的長文，回憶自1980年與他相識後的兩年交往。題目是「《七十年代》怎麼樣呀？——回憶徐復觀先生」。這篇文章於1984年被收進台灣時報文化的《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中，中國大陸的九州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徐復觀文集」，在最後一本書名「追懷」中也收錄進去。不過，兩個集子都刪除了我講他晚年為《七十年代》寫陳文成案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