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還一度聘請美國地緣政治專家荷馬李（Homer Lea）擔任中華民國首席軍事顧問。荷馬李主張美英兩國與中國結成海洋聯盟，共同對抗以德國、俄羅斯以及日本為代表的大陸聯盟，從相當程度上預測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走向。然而荷馬李的主張，最終還是因為孫中山把總統大位讓給袁世凱而胎死腹中。
隨後孫中山領導廣州護法政府，與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京北洋政府呈現類似於今日海峽兩岸的對峙狀態，雙方都自認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以革命者自居的孫中山渴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政府卻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不願意與廣州政府打交道。甚至在1921年召開決定中國命運的華盛頓會議時，無情拒絕了孫中山先生派遣廣州政府代表團與會的要求。
如果廣州代表想出席華盛頓會議，唯一的管道就是讓自己的代表參加北洋政府代表團，才能滿足美國方面建立一個「統一中國」的理想。美國不願意向廣州提供援助就算了，還在外交場合替北洋政府吃國民黨的豆腐，這毫無疑問讓孫中山對美國失望透頂。他決心與共產國際合作，國民黨就此進入「聯俄容共」的時代。
蘇聯沒有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在外交承認北洋政府的同時向國民政府提供軍事援助也毫無心理障礙，這是孫中山向莫斯科傾斜的一大關鍵原因。除了蘇聯之外，孫中山也希望強化與日本的關係，於是就有了他1924年在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對美國的懷疑，讓孫中山期望尋求美國之外的外國勢力援助中國革命，給中國國民黨引入了親蘇和親日的勢力。
延續大亞洲主義的汪精衛
1927年4月和7月，伴隨著蔣中正的清黨與汪精衛的分共，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正式脫離了蘇聯的控制。洞悉共產國際赤化中國陰謀的蔣中正與汪精衛兩人，打從北伐勝利開始就將蘇聯視之為中華民國的頭號外敵。他們倆人同樣也知道，落後的中國不具備獨立應付蘇聯赤化的能力，只是要選擇哪一個國家為中國反共抗俄的盟友，蔣中正和汪精衛做了完全不一樣的選擇。
蔣中正選擇英美，相信中國能依靠加入海洋聯盟來抵抗蘇聯這個大陸國家的入侵，汪精衛則選擇文化上更接近中國的日本。事實上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四個月的1931年5月，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大老們為了抗議蔣中正軟禁胡漢民，於廣州成立第二個國民政府來與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抗衡。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就是以貫徹孫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為宗旨。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的廣東與廣西兩省黨國大老們重新加入南京國民政府以共赴國難，條件是蔣中正必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與行政院長職務請罪。只是汪精衛無法指揮黃埔系軍隊，於是後來還是讓蔣中正回鍋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雙方都主張以外交搭配軍事手段來因應日本威脅，只是對外交手段的運用各有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