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潘鳴嘯剛到香港，就聽到時任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林彪墜機身亡的消息，這讓他覺得：「文化大革命可能不是這麼簡單，不是那麼烏托邦，毛澤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1973年，潘鳴嘯閱讀了索忍尼辛採訪蘇聯集中營寫成的《古拉格群島》法文版，對蘇聯的殘酷有深刻的認識。他說：「那時候很多人對蘇聯幻滅，從『紅』的共產主義，轉為『粉紅』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時，潘鳴嘯在香港半工半讀，認識許多受不了上山下鄉運動，從中國偷渡的知識青年（簡稱：知青）。
「與其談烏托邦，不如保護做人尊嚴」
香港成為潘鳴嘯與知青們交流的地點，潘鳴嘯對他們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饒富興味，於是跟兩個朋友採訪這些逃港知青的經歷，1978年以法文出版《20歲在中國》（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成為當時紀錄知青經歷的重要著作。
這些與潘鳴嘯年紀相仿的中國年輕人，於1978、1979年發起民主牆運動，藉大字報批評政府，史稱「北京之春」。儘管帶頭貼大字報，鼓吹「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被捕，但也讓潘鳴嘯發現：「原來這一代中國人跟我們法國學運世代也有相似的過程，後來他們還是想到，有民主，有法治，就不會發生像文革那樣殘酷的事情了。」
潘鳴嘯這時意識到，法國的啟蒙運動、尊重人權是很重要的價值。「與其談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如先保護做人的尊嚴，先保護人身安全，沒有安全，你還談什麼無階級的社會？」
於是潘鳴嘯毅然決然，放棄原本研究中國「新儒學」的題目，改為研究中共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他與友人採訪知青的《20歲在中國》，更打動法國教授，不僅願意收他為徒，還給他一份研究職位。
上山下鄉史無前例 與現代化背道而馳
「上山下鄉運動在中外史無前例，從來沒有政府要求城市裡的青年前往農村，一去理論上就是一輩子，當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潘鳴嘯指出，他研究上山下鄉的初衷，並不是要批評中國，而是想釐清這段歷史，他認為這是值得研究的題目。潘鳴嘯解釋，上山下鄉運動在人類史上很罕見，而且與現代化的趨勢背道而馳，因為現代化的規律是，農民移動到城市。
潘鳴嘯進一步探究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基礎，他認為這是列寧、史達林主義所謂「新人」的展現，認為可以「創造新人。創造沒有私心、聽黨的話，為國為民，奉獻一生的青年。」然而這場大型社會實驗的結果，卻以完全失敗收場。
澄清學界概念 動機非「解決城市就業壓力」
過去關於中國政府推行「上山下鄉」的動機，學界常以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的論點為主，認為「解決城市就業壓力」是中國政府發動上山下鄉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