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erger: a photo of the distraught face of Herta Schreiber, who suffered from encephalitis and died of pneumonia three months after her admittance to Spiegelgrund, on Asperger’s orders, a day after her third birthday. pic.twitter.com/ub3Lrb1yeH
— Kate Connolly (@connollyberlin) 2018年4月19日施萊柏死於維也納的市立兒童精神科診所
切克表示，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亞斯伯格刻意針對「患自閉症的精神病患者」進行安樂死，不過對許多病患而言，他的診斷十分沈重，就算納粹倒台多年後，許多病人依舊感到難以承擔。此外，切克指出亞斯伯格經常認為那些遭到性虐待的兒童應為個人遭遇負責，並舉例說明亞斯伯格的診斷報告帶有反猶意味的刻板印象，切克說：「亞斯伯格拒絕承認納粹政權反猶太主義的迫害。」
切克還指出，亞斯伯格也以自己提出的「教育治療」理論（Heilpädagogik）為豪，這套理論主張一些自閉症患者可以成為優秀的軍人與可靠的工人，在那個勞力缺乏的時代，這套理論受到同事與納粹領袖歡迎。然而，亞斯伯格也主張要「嚴格控制」那些「無藥可醫」、有遺傳疾病的病患，並聲稱這是出於對德意志民族的「偉大責任感」。亞斯伯格持續調整這套「教育治療」理論，使其適合納粹的意識型態，他也因此受到拔擢，地位扶搖直上。二戰結束後，亞斯伯格持續執業逾30年，他在1980年10月過世。
切克說：「簡而言之，對於他眼中那些無法在體制外生存的許多孩子，他要為剝奪他們的自由負起責任。」他說這項研究成果可能會讓自閉症人士及其家人感到痛苦，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揭露這件事：「我認為隱瞞這項資訊是錯誤的事……目前沒有證據證明他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有問題的角色，玷污了他對自閉症研究的貢獻，因此從醫學詞彙裡刪除『亞斯伯格症候群』一詞並無助益。更確切地說，這應該是個機會，讓我們能檢視過去，並從中學到教訓。」
最新研究讓長年疑雲解密露出一線曙光
切克也抨擊英文學界數十年來在有限的資訊下，為亞斯伯格辯解。他特別點名批評研究自閉症的英國心理學家福里思（Uta Frith），切克說福里思1991年的著作《亞斯伯格與他的症候群》（Asperger and His Syndrome）讓大眾普遍相信「亞斯伯格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為病患挺身對抗納粹」這個錯誤形象。
切克的研究刊登後，《分子自閉症》編輯貝倫-柯恩（Simon Baron-Cohen）、克林（Ami Klin）、希伯曼（Steve Silberman）、布斯鮑姆（Joseph Buxbaum）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學界長年懷疑亞斯伯格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有愛心地對待病患，也一直想知道他在二戰時期納粹針對維也納脆弱孩童的暴行之涉入程度，切克「嚴謹的研究」讓這個疑雲解密露出一絲曙光。
此外，《分子自閉症》編輯也表示，英國兒童精神科醫師吳音在1981年首度使用「亞斯伯格症」一詞時，「她與我們這些科學家、臨床醫師、研究自閉症的學界並不知道亞斯伯格與納粹聯手執行強制絕育及安樂死，也不知道他支持納粹的這些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