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蔣介石撤退到臺灣之後，仍對胡適敬重有加，胡適支持《自由中國》，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提倡獨立思考。1952年，他勸蔣介石要遵行憲政，實施民主，放棄獨裁；12月13日蔣介石日記記載：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
日記中尚有一種氣乎乎的餘怒，不知那一餐午飯胡適吃得什麼滋味。
1958年4月10日早上九點，胡適在臺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此時作為正副元首的蔣介石和陳誠竟然都來了。冠蓋雲集的場面裡，胡適先請蔣介石致詞。
蔣介石致了祝賀之意以外，特別說：目前所有目標在反共復國，希望今後學術研究配合此一目標，而大陸正在「破壞我國固有之傳統歷史與文化」，中共批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更是「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所以蔣介石希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
這確實是蔣介石的基本思想。但胡適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忽然要負起「恢復固有文化與道德」的使命，未免有些唐突。
胡適說話了：
「我們的任務，還不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這等於是公開否定了蔣介石的說法，當場給他難堪。以致於四天後蔣介石宴請中研院評議會和院士，胡適、梅貽琦等學者在主座，梅貽琦為了打圓場，還特別感謝蔣介石愛惜學者，派飛機到北平接出許多學者。據蔣介石日記記載，胡適聆言「並無表情」。他在此日記中批評胡適「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自此，蔣介石未曾再去過中研院。
《自由中國》雷震案發生後，胡適特別去拜訪蔣介石，為雷震求情。蔣介石不為所動，這讓胡適非常傷心，一心愧疚。但胡適依舊當勸諫的烏鴉，一生不變。而蔣介石也很妙，他只敢在日記裡罵，可檯面上仍是敬重有加。胡適生日，他一定和宋美齡請吃飯，飯後再一起喝著咖啡聊天。他還特別在中研院為胡適建了最新式的馬桶衛浴（特別從美國進口的），好適應他的美式生活習慣。
「蔣介石真是微妙啊。竟然這樣敬重胡適！即使他愛恨交織。」
幾年前大陸學者資中筠教授來臺訪問，年近九十歲的她洞明世事，思路更為深刻清晰，胸懷悲憫。我談起了這段歷史，笑說蔣的性格矛盾。然而她說：「這是性格，但也反映了不同的價值。這是蔣介石特別的地方，他知道在權力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是知識價值，會做最後的裁判，所以他知道敬重。但對革命家像毛澤東來說，他用革命打倒了一切，自己創造了價值，他相信權力是一切，就不再相信有更高的價值了。因此他不會敬重知識份子。所以反右、文化大革命才會發生。關鍵是蔣介石知道，在權力之上，還有一種更高的價值。」
資中筠先生的說法，讓我深深信服，也讓我對蔣介石有了「另一種凝視」。是的，不僅是蔣、毛，對任何一個時代的執政者，都應該知道，在權力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那是最後的裁判。
＊作者為自由作家。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