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春天，一個新加坡的朋友邀我前往北京看一齣新音樂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劇情在阿根廷革命者的人生與二○○○年代北京的場景之間切換，整齣戲和文革的二元對立美學產生了共鳴。在這種美學中，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寓意與當代中國的精神真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該劇的演員分成兩組：好人（全由男性扮演）與壞人（全由女性扮演）。每當好人試圖做好事時──例如營救溺水的孩子──壞人就會阻止他（辯稱那個孩子沒有經濟價值，所以可有可無）。一首歌唱道：「毛澤東、毛澤東，我們將在槍林彈雨中追隨你。」觀眾聽了大聲喝采。音樂劇結束後的演員問答時間，三十幾歲的導演斥責自己以及跟他一樣的現代化都市人「花太少時間接觸勞動人民，真的太少了」。
這種新毛主義的復興──高唱愛國歌曲與口號，以及充滿文革氣息的編舞──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當時我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我在北京待了四個月，為一篇論文進行研究，主題是關於中國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痴迷。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象徵著中國在後毛時代渴望獲得西方制度所給的國際「面子」。中國的諾貝爾獎情結，似乎代表中國已經跟毛派過去的價值體系徹底決裂。對我來說，《切．格瓦拉》很有意思，但也很小眾：是過去一百年來中國大都會文人對未受教育的中國貧困「大眾」一再感到內疚的後遺症。當晚我騎車穿過北京街道，回我在城市西部的大學宿舍時，路過北京最繁忙的商圈王府井大街，那裡開滿了西方設計師的旗艦店，還有無數試圖在中國民間經濟中闖出一番名堂的小企業──所謂的「小賣部」。他們──而不是毛主義的遺風──似乎才是中國發展的必然方向。
但我錯了。十八年後，中國是由毛澤東以來最強勢、最毛派的領導人所統治。習近平──毛澤東的革命同志的兒子──重新把毛派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正規化：批評／自我批評會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戰略、個人崇拜等。二○一八年初，他和中央委員會廢除了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習近平可以像毛主席那樣終身執政。與後毛時代中國在外交事務上的保守作法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及其最親近的顧問以一種毛澤東時代以來未曾見過的活力和信心，重申中國在全球的雄心與重要性（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宣稱，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當然，習近平的中國與毛澤東的中國不同（幾乎面目全非）：它與全球金融相連；其政治均衡與正統性取決於經濟表現，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純正；其媒體太多樣化，所以單一的官方資訊無法說服遊歷越來越廣、雄心勃勃（且納稅）的公民。此外，習近平復興毛派政治手法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採用，而是精挑細選過的。習近平身為一個享有威權的黨國大老，他很樂於援引毛澤東身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的歷史威望，來提高自身的威權，推進自己的目標（懲戒整個黨，消除反對勢力，重新集中權力）。但他刻意掩埋了文革大規模動員社會的記憶。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比，現今中國已發生巨變。這樣的中國如何看待習近平這種選擇性地復興毛派政治手法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