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福山在這篇文章中的砲火主要對準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並且延續他從《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來的主張，認為國家或國家治理對於維護民主法治舉足輕重。福山指出，民族主義為反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動力，那些狹隘的領導人與政黨利用民族主義的言論、尋求對社會加強控制，並且譴責反對者只是一些脫離現實的精英、無能的世界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他們才是國家的真正代表與保護者。那些秉持自由主義者不只是他們的政敵，更是人民公敵。
福山指出，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寬容—亦即國家不規定信仰、身份或任何其他類型的教條，自由民主體制也不是為了實現某一種宗教、道德信念或文化傳統所界定的「美好生活」，因為大家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並不一致，自由主義社會甚至也經常鼓勵對於物質的無目的追求。不過福山也承認，這種「精神真空」特性也讓自由主義非常容易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畢竟在各行其是的情況下，群體意識就會變得相當薄弱。寬容、妥協和深思熟慮這些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共同價值觀，也難以充當緊密聯繫的宗教或民族主義團體中的情感紐帶。
福山承認，自由主義確實有能力在多元化社會中管理多樣性，但此種多樣性卻有其限度。亦即如果自由社會中有足夠多的人主張反自由主義、尋求限制他人的基本權利、訴諸暴力來達成自己的訴求，顯然光靠自由主義並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秩序。如果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背離了自由主義的原則，試圖以種族、宗教或者其他一些對美好生活的不同觀點為基礎，並且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便會招致血腥衝突與混亂暴力的回歸。這正是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不要放棄國家的理念更加重要，自由主義的普遍性也也不等於跟民族國家的概念互斥。
法蘭西斯・福山筆鋒一轉，表示「想要證明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只要看看俄羅斯在攻擊烏克蘭時遇到的麻煩就知道了」。因為普京雖然宣稱「烏克蘭沒有獨立於俄羅斯的身份」，並且期待俄軍進入烏克蘭後這個國家就會立即崩潰。不過事實證明普京完全錯了，烏克蘭能夠頑強地反抗俄羅斯，正是因為烏克蘭公民忠於獨立、自由、民主的烏克蘭理念，不想生活在腐敗的獨裁統治之下。烏克蘭人以自己的勇氣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公民願意為自由主義的理想而死。但福山也提醒，只有當這些自由理念植根於他們可以稱自己為國家，他們才會願意為此獻身。
福山也承認，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與民族國家的特殊性看似難以調和。不少保守主義者甚至指控，市場資本主義侵蝕了家庭與群體的傳統價值觀，自由主義社會未能提供強大的共同道德核心。因此根據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並不完全符合當前的現實，右翼團體更願意支持透過國家權力來規範社會與經濟生活。而民族主義者與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者在很多時候也出現重疊，當代民族主義者希望保留的傳統也包括宗教傳統，宗教保守派則往往自視為愛國者，那些支持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美國福音派信徒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