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暴力造成日本社會心理的集體創傷: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4)

2018-05-1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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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武裝革命團體「東亞反日武裝抗日陣線」用炸彈襲擊三菱重工(日本最大的軍需企業)總公司大樓,因為「日本帝國的勞動者。市民是壓迫殖民地民眾的帝國主義者、侵略者」。參加者後來回憶,作為侵略亞洲的日帝子孫,否定醜惡的自我存在只為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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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合赤軍私刑暴力事件以及淺間山莊事件事件後,川本三郎說,淺間山莊事件。使得我夢想的東西,化作泥濘崩潰。我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在下雨,路障底下全是淹沒了水。

他引用詩人佐佐木幹郎詩歌: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歌手加藤登紀子說,對我來說,六十年代意味著敗北。從1968年起,我成為了局外人。

更有人認為1968年全共鬥全國大會的在東大安田講堂召開時,意味者內鬥開始學運衰敗跡象。

岡林信康於1968年春從一個土木工人轉為民謠歌手。以歌為連帶發展運動。

1970年6月,安保條約自動延長,美軍逐漸從越南撤兵,日本經濟成長步入軌道,貧富懸殊變小,邁向「一億中流」社會。自民黨在1969年選舉中獲得大勝。

至今為止,企圖改變日本社會的行動大多以失敗告終。

但田中有理認為,失敗的只是組織或者政治意義上的,作為自我解放與自我否定,永無敗北。

給予「六八」一個單一的「正確評價」是困難的,將任何事項只用一個公分母總結評價會掉入陷阱。

圖二:給與「六八」一個單一的「正確評價」是困難的,將任何事項只用一個公分母總結評價會掉入陷阱。(作者提供)
給「六八」單一的「正確評價」是困難的,將任何事項只用一個公分母總結評價會掉入陷阱。(作者提供)

1994年《全共鬥白皮書》出版。對以下問題做了問卷調查,日大全共鬥領袖秋田明大回答:「如果再回到那個時代,還大幹一場嗎」。不幹,傻瓜。

運動中有得失嗎?——出了臭名。

現在的收入?——一年兩百萬。

是否還讓你的孩子參加學運?——反對。

現在的感覺?——身心疲勞。

「我們一無所有,難道就不能進行鬥爭了嗎?」

五十年後仍未解讀「六八」,因為「六八」仍在運動中,與其說作為歷史,毋寧說作為「現在」,即當下。68之後,許多人向右轉向,也有人向左轉向。但毫無疑問,今日日本社會的撕裂或者說多元化,與68分不開,而且,進步知識人對誤導的責任至今語焉不詳,對今日中日關係,中日問題的認識都有影響。

日本的新左翼運動對政治體制的影響相當有限。沒有像歐洲一樣反映到政治層面上去。

日本公民社會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

安藤丈將認為,六十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場以實現特定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權力」與「自我變革」在「日常性」這個過程中的相互作用。發現「日常性的自我變革「這個問題,正是日本六十年代社運的最大功績。七十年代後的日本公民運動包括: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援助開發中國家、反核運動等,這些運動都有發省自己在物質上的充裕生活。對弱勢族群的痛苦思考的模式。安藤認為,這一共通的思考模式,與六十年代「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思想一脈相同,承上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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