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崎有一郎《京都的誕生：武士所創建的戰亂之都》一書，正接續著非領主制論這條政治不正確的歷史論述。然而，他的歷史書寫策略極其成功，不但細緻考察了平安京的發展史，並運用現代政治學的方法，以充滿現代性的筆觸，解釋武士崛起的契機，生動描述他們如何通過武力征伐，將「京都」演變為同門（源氏）一族內訌廝殺的舞台，為了謀取權位，綁架上皇也在所不辭。這些發動政變的權鬥過程，即使在今天讀來，依然令人驚心動魄。在書中，作者提及文獻記載中第一次山門強訴的記錄。那就是白河天皇在位之際，多達千人的延曆寺僧人發起暴動朝京城進軍，其中600人手持600卷《大般若經》、200人手持200卷《仁王經》，另有200人全副武裝，試想，這是何等恐怖的場面？起因是當時祇園神社感神院的人事任命問題。彼時，由於神佛習合的觀念，祇園神社受到名為感神院的佛寺的支配。不知從何開始，延曆寺方面宣稱，上述寺院神社的人事任命權應該歸他們所有，感神院卻違背了延曆寺的意向，將自己的職位擅自讓予他人。延曆寺因此大為震怒，要求朝廷「以延曆寺的任命為准，駁回感神院的決定，並要求可惡的違命之徒認罪。」不過，朝廷並未立即回應這一要求，延曆寺便有了正當性，派出大量僧兵叫囂要脅朝廷。
進一步地說，延曆寺的僧兵們已不守佛門戒律，膽敢向高高在上的天皇嗆聲叫板了，何況累積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經驗、嚐過成功奪權的果實的武士？在他們看來，「京都」並非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的聖地，毋寧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舞台。當時的都城居民亦相信，戰爭一定會發生在京都之外，京都永遠是一片安全的觀眾席，然而，保元之亂徹底打破了這一幻想。由此，京都走上了一條禁忌的道路，逐漸演成一片戰場。最後，作者重回書寫策略（土地開發與旅遊觀光），對於這個由武士所創建的動亂之都的地貌變遷做了有趣的古今對照：如果將八條院東洞院御所」的位置，與今天的京都加以比對，八條院的舊址就在今日JR京都車站的正下方。如果將新幹線月臺的最東端視為八條殿的東南角，由此往西，東西約長120公尺，而南北則是從0號月臺（草津線、特急雷鳥號等的乘車月臺）到14號月臺（新幹線下行列車的乘車月臺）的距離，恰好是JR京都車站所有的月臺。換句話說，每一位從新幹線的第16節車廂至第12節車廂下車的乘客，就在不知不覺間立於八條殿的舊址上。由此看來，所有卓越的歷史書寫有其特色，無論他們撰寫的是古代史或中世史，就是有辦法拉近讀者與時空的距離，在行雲流水般的敘述中，賦予讀者莊重有度的史識，帶領讀者尋出隱藏在時間深處的京都的歷史。
＊作者為作家暨翻譯家，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