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學研究者幾乎都有這樣的共識：在所有他可以知覺到的事物之中，沒有一種是他不能設想用來作為某個問題的證據的。在此之前，他要獲得擴大歷史知識，就必須有先行研究或通讀羣書的實力，將那些往往被忽視的或習以為常的刻板事實，再次整編和闡述建構出有自己特色的歷史觀。正如馬羅《論歷史知識》指出，「在沒有遇到好奇勤奮的歷史學家之前，文獻資料本身並不存在。」這句話意味著歷史學家肩負的任務，他就必須調動和運用各種相關專書，檢視是否達到理想的設定，如果想吸引大眾讀者閱讀，他還得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呈現出來，否則只能落得孤芳自賞的境地。
眾所周知，在日本出版界，向來有出版歷史著述的傳統及市場，無論是大出版社或自費出版品，它們都是歷史著述最大的推動者，尤其二戰後日本歷史學潮流的發展強烈形塑著普通讀者的歷史觀。換句話說，當時的歷史著述必然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從其信仰的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積極捍衛和傳播自己的歷史論述。以二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例，他們藉由《歷史學家如何看待天皇制》這個核心議題，旨在向固若金湯的皇國史觀發出挑戰，在那之後，講座和勞農派的對峙，又引起人們對於日本近代經濟史和政治史的關注。此外，在日本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耕耘甚深的北山茂夫、奈良本辰也、林屋辰三郎等京都學派的學者，以嶄新的視野挖掘和建構「京都」的歷史。在這股力量推動下，進入五○年代，歷史學、文獻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美術史、考古學和文學史等領域都取得很大的成果。
隨著跨領域學術研究的刺激，實證主義歷史學以堅實的史料研究和邏輯論證，衝擊著馬克思歷史學的學術觀點，其中以安良城盛昭（日本中世．近世）的論文〈太閣檢地之歷史前提〉最具震撼性，進而引起兩派的攻防論戰，儘管最後沒得出共識，卻促成「歷史研究會」以「對戰後歷史學方法的省思」主題，進行深切的討論，近世的研究者開始蒐集史料，實證豐臣秀吉在日本全國推行的檢地的措施（農地〔山林除外〕的測量及收穫量調查）。這個新銳而開創性的歷史觀點，激發中世史中「領主制論」和「非領主論」的論戰。在領主制論者看來，在地領主和下人．所從的關係，領主和其支配隸屬農民的關係，即為社會的基礎，而所謂在地領主即出身偏僻農村的人（武士），這些人與王朝對抗，武家政權因而奠定下來。另一方面，在非領主制論者認為，莊園的支配者為權貴階級，亦即貴族、寺院神社、武家和農民之間，是自上而下的支配關係，在地領主的作用不大，在只為求安穩生活的農民眼中，他們是施展暴力干涉的冷血武士，並非與王朝對抗的英雄，他們以暴力屠殺為業，以武力為才藝表演的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