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七月間，有天兒子想大吃一頓，我們到餐館晚飯，但是才剛開始，恒煒已經疲憊到沒力氣吃，直催我們趕快，他要回家休息。
醫生等著聽答案。
「好像這幾個月一直都很累。」我真是不太清楚，恒煒卯起來工作，一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聽勸的。
振文臉色沉下來，我看著心裡一驚。他在電腦上打字一陣子後才開口：「恒煒有黃疸，明天準備來住院吧！我們先檢查看看。」
當晚睡前，我多吃一粒安眠藥。
那天是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還沒看到眼前的情況：大禍臨頭了。
一九八六年我們離開《中國時報》，和黃進興、石守謙、李永熾、方瑜、王汎森、錢永祥、黃道琳等中研院和台大教授及企業家吳東昇一起，創辦《當代》雜誌，主要由我們兩人負責。二十年後，彈盡援絕，停刊了近三年。
直到二○一○年六月，一位匿名企業家透過朋友，無條件贊助《當代》復刊。能夠繼續以雜誌作為思想文化對話的平台，又可以有一些轉變，像當年在《時報》副刊那樣貼近台灣的現實，做一些政治和社會批判。恒煒積累一生的人脈、能量和理想，竟然可以施展，我們當然毫不保留的盡全力工作。然而一本月刊，編輯事務只有兩個人扛，再怎麼拼也忙不完。
七月做出八月號，沒有喘一口氣的時間，因為兒子振玄九月要到美國上芝加哥大學的碩士班，我們得陪他去，幫他安頓住處。進度必須超前，八月間提早做完九月號，並且預做一些十月號。
趕進度的壓力把神經繃得很緊，不容分心。
距離我們陪振玄去芝加哥只有二十天。早在七月已經訂了三張機票，也答應了芝加哥台灣同鄉的邀約，恒煒要在九月十八日發表演講。
這真不是生病的時候。
次日，早上在家看了糞便顏色，淡淡的水泥灰，果然是醫生說膽道堵塞的症狀。到北醫辦了住院，馬上先做胃鏡檢查，準備打通膽道。檢查時，振文全程陪同。
黃昏，我和振玄在醫院對街的人行道上，焦慮的等著恒煒檢查完畢一起晚餐。遠遠看到他從暮色中走來，神清氣爽的說：
「院長到病房來看我，說檢驗報告出來了，沒有癌細胞！」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和振玄兩個，生平第一次在街上擁抱著又跳又叫，像美國電影裡瘋瘋癲癲的小女生。振玄當然雀躍，他得到了芝加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入學許可，如果爸爸病了，負責學費的主力艦停擺，讀碩士的夢想很可能就只是空想了。
我們開心的吃了日本麵，一起回到醫院。還沒進病房，振文已經等在裡面，看到我們，大聲責備：
「恒煒你是在住院吶！什麼時候了？還敢亂跑？」
「吃晚餐啊，恒煒不是沒問題了嗎？」
我有些困惑。
「誰說的？」
「恒煒說是院長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