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當代》終於在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創刊。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大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我們兩人則全力投入。一開始我們就認定《當代》不是私物，是集體共有，所以沒設總編緝，以「編輯委員」掛名；事實上「編輯委員」非常鬆散。我正式掛名總編緝，要到10年後的1997年7月「復刊」後，是應出資的哈佛燕京社的要求；此是後話。《當代》排出一列顧問名單，目的在「挾權威以自重」， 使當道略有顧忌而不敢隨便扣人帽子；這也是多年與國民黨周旋所得出的經驗。創刊號的專輯原擬做「60年代」的回顧，同樣基於政治敏感， 改做當時紅遍歐美的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是台灣第一次比較全面評介傅柯的專輯；從而可知戒嚴法下思想封閉之威力。
同時，《當代》創刊，李永熾大學同窗的好友錢新祖熱情加入，支持不遺餘力。〈發刊詞〉是永熾、新祖與我共商後定稿。「當代，也是反當代」的品牌格言（logos）出於他的手筆，雜誌英文名 “Con-temporary Monthly”，專利歸於他；在 “con” 與 “temporary” 之間，加 “–” 也是他的創發， 當然非常「後現代」。
在西洋思想史上卓然成家的好友周樑楷在大著〈大眾史學 2.0 向前〉中，點出了「反」在創刊號中的文化意義。他說：
發刊詞特別以「當代，也是反當代」為題。這個「反」字， 其實一口氣凝聚當時候方興未艾的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以及60年代臺灣曾經缺席的新左派（New Left）運動。《當代》吸引新知識和新觀念蜂擁而入；來自不同領域的作者大多以深入淺出的筆調發表文章，彼此砥礪互相激盪。
這確實如實反映了我們的編輯初心，也很能說明《當代》出來後思想的走向。
創刊號的專輯用「瞄準當代的核心—傅柯」，錢新祖不只舉雙手贊成而且強力認同。新祖和我們一見如故，我編副刊時他就替〈人間〉寫稿。錢新祖因癌症不幸在1996年2月4日去世，《當代》是同年的2月1日出版完第118期停刊—首次停刊。錢新祖大去的那1年，正是《當代》停刊的1年，也是第一階段的結束；這是不巧的巧合。錢新祖一向風格崢嶸，批判力道很強，不擅揚揄他人，且記於此，以悼故友。「60年代」專輯放在第2期與3期，導演胡金銓喜歡得不得了，來信盛讚。此外，亡友楊月蓀讀完《當代》1周年特大號的第13期後的來信。他屬於少見的出格的新聞學者與媒體人，我與他有1小段時間在《中時》同事過。信上說：「每期收到《當代》，總有『上課』的心情，希望好好的把每篇文章研讀完畢，但雜事多多，往往許多文章仍未能細讀。今天收到第13期的創刊一周年特大號，……令我激動難禁，自牀上躍起身來，提筆向你致敬並問候。」信末表示：「辦如此份量的一份雜誌，必定使你們嘗盡苦頭，但想起創辦當初談起你們的毅力理想，如今必亦只你們能感受你們那驕傲與收獲。」《當代》動心起念的理想與構思辦，和許多人探討過，楊月蓀一定是其中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