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創刊號以傅柯掛牌，很法國；有人說是賡續60年代的《歐洲雜誌》（按，先兄恆杰與朋友們創辦）的風格。《當代》創刊號之推介傅柯，特別要感謝亡友黃道琳的提議，不但獨具慧眼，也開台灣風氣之先。道琳才氣橫溢，批判性很強，是一支健筆，可惜天不假年。至於傅柯的重要性，楊澤在他主編的《狂飆八十》的序中說：
86年《當代》雜誌創刊號製作〈傅柯專輯〉，但它所揭露的權力身體和慾望的聯結，要等到90年代中後段才逐漸被完整的認知到。……
「90年代中後段」才認知到《當代》雜誌創刊號時的先見，可見《當代》的「超越前進」。（按，「超越前進」是胡秋原上世紀70年代創發的字眼，老古董了。）石守謙在24年後出版《臺灣關鍵年代的文化省思與藝術評論》，在〈引領青年讀者向文化最熱情並具精彩之強烈力量的「關鍵年代」致敬〉的序中說：「想當年《當代》雜誌創刊號推出時，我就提供第一篇專論余承堯山水畫的評論〈鐵甲與石齒的幻生〉，與當時封面人物傅柯共襄盛舉。」下面的話值得全段引用：
余承堯在1986年的台灣畫壇還只是個邊緣人物，其技法、風格根本不受主流認可，《當代》文章一出，據說畫壇頗不以為然。儘管如此，《當代》編輯仍然支持我的藝評之作，這不得不向他致最高謝意與敬意。如果缺少了有見識媒體的鼎力相助，光憑作者一人，那能成事？
對我們的讚揚，我們心領敬受﹔創刊號能有石守謙藝評，才能展現《當代》的創發力與意義。編者的最高滿足感在於能夠約到、收到一流稿件，編出一流刊物，「水流濕，火就燥」﹔那是作者、讀者、編者的三重奏。再舉幾個例子看看。
1992年10月郭松棻來信，稱「台灣的報紙和雜誌都變質了」，獨讚《當代》「沒有風吹草動」。他用「變質」，我更推宕向內，用「豹變」來形容。松棻給我們的信：
恒煒／文翊
從西岸回家，接到恒煒寄來的2本書，謝謝。這次真不巧，你們來東岸時，我在西岸，錯過了見面的機會。明年來罷！找個好時候，安安靜靜在我們後院浴日賞花，住幾天，每日的節目不要太倉促，這就好。幾年下來台灣的報紙和雜誌都變質了，唯《當代》沒有風吹草動，令人欣慰，這樣一點一滴的，將來對台灣的文化貢獻將會是巨大。每期翻開來，對我都有點新啟發—我非常倚重這本雜誌。我想在這裡向你們表示感謝，也感謝永熾的賣力，同時希望你們繼續介紹新思潮，多翻譯經典文章。這陣子台北又在忙選舉了罷，懷念台北的熱鬧。
松棻信中所提寄書事，已不復記憶。他到西岸去，應是探望父母。他的父親即著名畫家郭雪湖，我駐美西時，松棻打美東來訪，有幸陪同拜見他的尊翁。松棻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紐約，談到台灣報紙和雜誌的「變質」，卻有敏銳洞見，不愧思慮深邃。報紙雜誌的「變質」，當指副刊和雜誌。我當副刊主編時，每周航寄報紙全份給多位海外作者，松棻與李渝即其一。我們離任了，他們可能還繼續收到，所以這個所謂副刊「變質」，自然是與我主編時做比較；之所以故，對比上引李渝信可知，下文會做詳細分疏。至於永熾的「賣力」，那是很明顯的，他不但是原始股東之一，也是《當代》台柱、救火員，積極提出專輯主題，參與各期專輯的策劃，熬夜為《當代》寫文章，不間斷翻譯日本名著，沒有李永熾，《當代》必然減色很多，有了李永熾，《當代》增色很多；可說與《當代》相始終。他在《當代》的「論述性文章」，最早集結出版的是《從江戶到東京》，（按，書名是我取的，列入「當代叢刊」，是我們的出版社出的。）後來編成3本書：《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切腹與心中：日本文化與思想論》、《從啟蒙到啟蒙：歐洲近代思想與歷史》，洋洋乎大觀。他在《當代》的日本翻譯小說也都出版了。永熾、方瑜賢伉儷和我的媒體事業、政治追索上不離不棄，是一生的摯交。李永熾最近出版他的回憶錄，對我們主編的「人間」與《當代》有很深入的評介，值得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