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死前會道歉求情或是懇求原諒，一些人會提起聖經章節，也有一些會開自己玩笑……但甚少會表達憤怒，米歇爾亦只是聽過一次，死囚臨終前抽泣。
她經常收到世界各地的人發來的信，譴責她是「國家殺人兇手」，有時候她會生氣地回復，要求別人別管德州內政。
「基本上整個世界除了美國之外，都覺得我們很奇怪，為何我們仍然要把人弄死，歐洲記者很喜歡用殺人一字，而非處決，他們認為我們是謀殺。」
一些被判以死刑的囚犯，可能要等上幾十年才真的被處決。米歇爾和一些等待行刑的囚犯變得熟絡，這些人當中有連環殺人兇手、強姦犯、兒童殺害者。
不是所有人都是惡魔，米歇爾說挺喜歡當中幾個人，甚至認為如果他們不是囚犯的話，可以跟他們當朋友。
例如一位名為比茲利（Napoleon Beazley）的死囚，他在17歲時殺死了一位聯邦法官的父親，2002年被處決，當時，米歇爾哭得很慘。
「我有預感，比茲利不會再搞事，我認為他能夠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一員。我心裏面希望他上訴成功──這令我有點罪惡感，但這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我是遇害人家屬，我一定支持把他處決。我到底可不可以同情他？他事實上沒有從我身上獲得任何東西……」
「死刑沒有贏家」
而逐漸讓她對死刑有更不一樣的看法，是她2004年懷孕的時候。
「處決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變得十分個人，我開始擔心我的嬰兒，會聽到囚犯的遣言，他們可悲的道歉，或是聲稱自己無辜的申訴……」
「因為有了女兒，我開始害怕處決這回事，行刑房是一個充滿情緒的地方，囚犯家屬見證所愛的人離世，被囚犯傷害的遇害人家屬又會再次喚醒了痛失摯愛的感受。他們的路不易走。」
「我能夠為我的嬰兒赴湯蹈火，然而很多母親卻在行刑房見到自己的孩子離世。這些母親會踢牆、打破玻璃，不斷地哭泣和尖叫。」
「我站在見證房時想，其實沒有贏家，所有人都被搞垮了。行刑本身是悲劇，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見證這些悲劇。」
2012年，她離職了，感覺就像坐牢多年的囚犯，終於要離開監獄，但事實上，她仍然感到很迷茫。
「我以為離開了監獄系統，能避開目睹行刑而減少胡思亂想，但原來恰恰相反，我無時無刻都在想著行刑這回事，就好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
「我打開一包薯片，會嗅到行刑房的味道，聽收音機時，會回憶起囚犯臨死前，與我最後的對話，我仍然會想起死囚母親，用那布滿皺紋的手，輕按行刑房的玻璃窗（看著兒子執行死刑），每次想到這兒，我都會痛哭。」
雖然米歇爾見證了數百宗死刑，心理上有著一定的負擔，但她認為是死刑的支持者。
她認為德州的確執行政刑密度過高，但又無可否認，德州似乎比美國其他地方，罪案來得更大、更瘋狂。
德州短期內不會取消死刑制度，2013年的民意調查顯示，74%的德州人支持死刑，然以去年當地只執行了7次死刑，比2000年40宗，大幅下降。
當地有一個墓園，埋葬了德州歷來被處決的囚犯。米歇爾在十字架之間，細數自己見證了多少死囚。最令她困擾的不是她記得的死囚，而是她遺忘的人。
「你不會看到這兒會有很多鮮花，」她說：「我實在記不起部分被處決的人，明明我見證了他們離開，也許他們應該孤獨地被遺忘，又或是我應該有責任去銘記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