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