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新冠疫情愈嚴重、醫護人員忙得焦頭爛額時，親綠網軍卻還四處出征；這並不難理解，如果說防疫如作戰，台灣目前有兩個戰場，當大家集中全力抗疫時，政府也緊盯另一個戰場、也就是資訊戰；當然，在這場資訊戰中，政府和人民可說是處於全然不對等的地位，嚴重的是，由於訊息揭露攸關人命的生與死，這個不對等就淪為終極的不平等了。
回顧這兩年半來的全球防疫，政府的防疫作為某種程度也是訊息戰，在台灣更是如此，可以說成也是因為訊息、敗更因為訊息；先說成功的部分，防疫成功的政府通常要能就疫情的相關決策誠實透明，才能快速阻斷感染源，也才有足夠的公信力來進行各種防疫施為；試想，如果當時武漢一出現疫情時就立刻處理、不要拖延隱暪，全球今天的景況是否會兩樣?相較於中國，台灣在剛偵測到疫情時就快速成立指揮中心，逐案精確通報疫調匡列，第一年的防疫讓台灣成為全球的典範。
蔡政府無論在大外宣或大內宣都是高手，指揮官陳時中第一一年幾乎坐享神級地位，連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札卡瑞亞在《後疫情效應》一書中都盛讚台灣：在一位具流行病學專家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帶領下，台灣防疫幾乎做到完美。然而，去年的三加十一風暴和疫苗危機已讓陳時中跌入人間，今年則更是出現快篩、醫療量能、高重症致死率、兒童腦炎風暴、法傳系統落後等諸多慘況，讓陳時中成為眾矢之的；而陳建仁也陷入到底是科學家還是政府護盤手的矛盾中，他一面為台灣防疫背書，卻不知台灣連他自己建議的三前提都未做好，這樣空虛的證言還能撐起科學家這樣的榮耀嗎?
事後檢討，蔡政府和指揮中心防疫會出事，關鍵就在訊息，換句話說就是面對訊息的態度。一開始，指揮中心對疫情透明公開，下午二時的記者會一度成為政策溝通的良好示範，但等到疫情進入深水期，蔡政府及指揮中心卻一百八十度轉，從三加一決策、到採購疫苗不力，不但民眾得不到答案，連國會監督要資料也困難重重；其中尤以高端疫苗最為神奇，政府獨厚高端、高價買進，最後卻落得施打率低、疫苗過期的下場；針對諸多缺失，在野黨和仍有監督理念的輿論只能狗吠火車，監察院視而不見。不遵循民主程序的防疫模式，在此一階段其實已種下後來疫情失控惡果。
會如此違背民主常理，除了民進黨政府幾年已破壞權力分立機制外，另一個原因是陳時中的獨斷作風，以及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竭盡所能的壓制各種質疑的聲音，這指的當然不只是在野黨，也包括學者專家的不同聲音；這次郭彥均「很多孩子走了」風波，蘇貞昌要求查辦、陳時中祭出300萬罰款威嚇，在人民群情激憤下，蔡政府至少表面上偃旗息鼓，相反的，二年前的彰化衛生局主動為居家檢疫者進行快篩、台大公衛系教授詹長權進行血清抗體檢測則招來指揮中心的政風調查及監察院的揚言調查，更別說網軍側翼的連日攻擊；葉彥伯和詹長權何錯之有？他們只不過願意比指揮中心多做一些事、甚或更願意前瞻思考，其實所謂的「前瞻」已是歐美或日韓新加坡的通例。蔡政府將指揮中心定於一尊的愚昧作法無異是害人害己，陳時中對於快篩莫名的忌諱，釀成疫情大爆發初期人民苦無一篩的困境。即使到「快篩陽就確診」的今日，許多人仍然苦苦在等公費快篩試劑第二輪，日前陳時中在記者會中還不經意說出「有時篩太多了」，渾然不覺「以篩代隔」正是讓人民能在與病毒共存時過常態生活的核心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