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層關係，或許是作者下意識地把自己和書中歷史人物銜接起來，但另一方面，潛伏在小說背後，是作者對反清起義到八年抗戰（像我父親）那一世代的致敬，也可以說是我給那一輩人的一首輓歌。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軍撤退圍城北平的一段敍述中，特別提到一個人名字，一位盧溝橋炮火中倖免死亡的少壯軍官——吉星文，他後來隨部隊到了臺灣，1958年，他已升為少將師長，守防金門。「八二三」炮戰期間，我曾以廣播記者身份戰地訪問，只因沒有及時搭上母艦最後一艘遭擊沉的登陸艦，而未葬身羅灣，但吉星文將軍，卻在對岸炮轟之下陣亡。
至於書中的吃喝，我只能說，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從小吃大的，北平淪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員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難去了大後方，但當時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他們只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掙扎著過日子。然而，為時八年的淪陷期間，北平市民還是要買菜吃飯，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東來順」、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總要過。
馬：讀者對《俠隱》的讚譽之一，是語言好。這讓人想起這兩年很熱門的一部滬語小說《繁花》，它向讀者展示了用滬語白話描寫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來越少講本地方言的今天，語言的豐富性減少是否也在相應縮小表達的空間？以及，說到語言，聯合國的翻譯工作對您的中文寫作有幫助嗎？
張北海：這個問題最好請教專家。我只能說，語言文字是活的，永遠在變，至於「變相縮小表達空間」，我覺得一定不是「語言的豐富性減少」。上一代的豐富性減少，總會被下一代的豐富性填補，主要還是看新世代在新語言文字的條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就方言來說，香港至今還有人在寫只有老廣看得懂的粵語方塊文章，但《繁花》的滬語敍述，我相信一般讀者都還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幾個人還看得懂《海上花》？
聯合國翻譯工作對我的中文寫作是有些影響，這篇訪談中一定會有一些例子，但對我來說，它一方面讓我有機會熟悉外交和國際官僚語言，還同時擴充了我對文字的感受。
馬：為什麼《俠隱》之後不再寫小說？有一種說法是，「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樣的關係？現在可以回答（幾年前無法回答的）「新北京的靈魂在哪裡」這個問題了嗎？
張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現實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辦點事的北京。
至於「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我覺得這麼說倒是很可愛，只是太瀟灑了。但就小說另一主題「俠之總結」而言，那與其說是給自己畫個句號，不如說是我在設法打開一道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