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努得斯找到的那本托勒密著作,到頭來在歐洲更有影響力。這位僧侶把發現成果呈給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巴列奧略(Andronikos II Palaiologos),而他同樣因這成果而興奮不已。他立刻就要他最優秀的抄寫員處理原稿,並要最優秀的數學家把地圖畫出來。普拉努得斯加上了他自己的注釋文字,把希臘數字翻譯成我們今日使用的阿拉伯數字。他們完成的地圖集將托勒密給出座標的全部26張地圖裝訂成巨大的對開本,有三本留存至今。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學者曼努埃爾‧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於1396年開始在佛羅倫斯教希臘語時,把其中一份帶了過去。1410年時,赫里索洛拉斯的一位學生──托斯卡尼人雅各布斯‧安吉利斯(Jacobus Angelus),首度將希臘文原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將其獻給教宗亞歷山大五世(Pope Alexander V)。對人文主義者來說《地理學指南》被譽為又一扇探入古人心智的窗,也是一份明顯比其他競爭者更加優越的文件。它漸漸取代了中世紀的歐洲地理概念,也就是基督教的mappae mundi(中世紀歐洲製世界地圖的通稱),以及用羅盤方位在地圖上畫出地中海港口的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s)。到了15世紀末,《地理學指南》仍主宰地圖繪製者的世界。當地球各大陸塊的相關知識有了拓展,托勒密的發現也可以修改來順應新發現。所以,儘管托勒密對斯堪地那維亞一無所知──《地理學指南》的最北端是位於北緯63度的半神話島嶼「圖勒」(Thule)──他這套體系還是可以用來和新繪製地圖上的地區合為一體。
然而,托勒密系統於1520年遭遇了挑戰。儘管他的經緯度還是不可少,但他的不準確卻變得明顯。他最遠只提供了赤道以南20度的地點,整個非洲南部都沒有畫出來。人們甚至不知道有沒有海包圍著這塊大陸。一直要到1488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holemeu Dias)繞過好望角,才得以正確評斷非洲的整個大小,而托勒密體系也就得做修改來把它納入。更嚴重的是,他那些地點的涵蓋範圍在地表上延伸過了頭。若照地圖說法,前往尚未發現且尚未標記之區域的航程距離都會比較短,往西方航行的話,就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抵達東亞。1492年哥倫布就是帶著這種錯誤概念出航,而這概念也因為他出乎意料發現美洲「新大陸」而遭到推翻。一旦有人調查過這些新大陸的漫長海岸線,就得放進地圖裡。這麼一來,托勒密橫跨歐亞大陸的地點範圍就得跟著往內壓縮。當麥哲倫的水手們於1521年首度環航全世界時,就為一份遠超越托勒密設想的地圖開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