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習下李上」的傳言盛囂其上，海外反對派對推翻習乃至中共信心倍增，都在微妙塑造二十大前中國社會的氛圍，為這次廣受關注的黨代會平添了變數。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改變之大，冬奧會過後中國疫情的泛濫特別是上海兩月的封城所引發的民怨及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之嚴重，都是習近平未曾料到的。這種時局突變帶來中國社會人心和中共高層內部至少是外界想象的某種裂變。
對坐鎮中南海的習近平來說，中國面臨的種種挑戰和壓力最終都會匯集到他這兒，變成對他個人的壓力和危機。有理由相信他這段日子不好過。2020年初武漢爆發疫情後，習遭遇了他上台以來的第一次嚴重的權力危機，現在是第二次。未來幾月，如果內外壓力進一步增強，他又作何選擇，能否挺過危機？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因為中國的重要性，已經大到讓每個人都不能完全無視。
北京當下最嚴峻的挑戰，不是還在延續的疫情，而是確保經濟在接下來的半年，不至於跌得太難看，至少保持全年3%的增速，以穩定社會，避免因經濟的躺平導致在二十大前出現局部或全局性的社會震蕩。
中共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
儘管習近平依然在強調動態清零的總方針不動搖，不會像多數國家一樣選擇和病毒共存，但抗疫不是中國的頭等大事。當局通過上海兩個多月的封控以及北京對疫情的處理，已經摸索建立了一套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新機制。在動態清零總方針下，經濟被提升到最重要位置。此乃因為，此輪全國疫情特別是上海封控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程度太大，再這樣下去，恐會威脅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造成習的地位不穩，影響二十大召開。
自中共意識形態不再對人民有感召力後，黨把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上。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成長及普遍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改善確實讓中共得到民眾支持，然而，這種情況在習的第二任期有了逆轉。一方面是長期高成長有一個自然的回落；另一方面是習近幾年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平台企業、教培行業以及加強監管的做法，損害了資本權益，嚴重挫傷私人投資的積極性。疫情不過是在這個傷口上再撒把鹽，所以資本和企業家在這幾年能逃能走的都逃都走了，經濟在今年上半年的癱瘓，疫情的回潮固是重要因素，但這是一個更為根本的背景。
雖然中國看似很富裕，但是它的人均國民所得遠不像它表面呈現的那樣，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習倡導的共同富裕必須通過經濟發展和做大蛋糕才能解決。然而經濟沉淪的一系列嚴重後果已經顯現，GDP一季度不達預期，二季度可能負成長，各地財政普遍吃緊，公務員大幅降薪，失業潮湧現，尤其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0%，上海的投資和外貿4、5兩月幾乎腰斬，民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未來失去信心，對習政權的抱怨和不滿在網絡快速發酵，並蔓延到線下，京津等多地大學生出現騷動情緒。所以必須盡快穩住經濟大盤，否則在未來幾月民心很可能嘩變，為不測事件的發生準備民意基礎。北京當局終於明白這一點，4月底著手調整經濟政策，放鬆對資本的強監管。可資本家信心的恢復不是短期能夠做到的，因為他們尚不清楚這是否當局的權宜之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