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是國際秩序解體的加速器
始自胡錦濤第二任期末、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的「中美互為首要對手的長期競爭」，經過習近平「奮發有為」、「敢於鬥爭」的「一帶一路」與川普「美國第一」和「印太」戰略的較量，華府與北京逐漸硬化成為結構性的對抗。「川普主義」加上新冠疫情，更使國際競鬥與大國內部社會分裂和經濟動盪的跨層次連動關係更加深化且完全攤開。
俄烏戰爭只是這個過程的加速器，使現狀秩序的深層矛盾更明白地顯露出來。幾乎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主要國家首都的自由制度主義者(liberal institutionalist) 在決策圈幾已邊緣化，戰爭的景象也已越趨迫近。和平則只能靠各種拖延時間的臨時性「護欄」苟延殘喘。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會看到兩種「持久戰」(protracted wars)：一種是大國勢力範圍溶解和重組過程下，發生在「前方」、特別是斷層線上的小國的消耗戰，也就是我們熟悉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另一種是大國為準備未來可能直接參戰，以及爭取形塑有利新秩序的長期、全方位鬥爭。
戰後長期和平基礎瓦解中且不可逆
無政府狀態是「普世帝國」時代結束後，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之一。國際秩序是全球無政府狀態條件下，大國間不爆發直接戰爭的有序狀態，也稱為「有序無政府」。與此相反的是「無序無政府」，如兩次大戰、拿破崙戰爭、秦併六國戰爭……等等。無政府狀態之所以可能有序，關鍵在三個條件：權力平衡（均勢）、制度安排，與理念認知。具備延續和平的條件，例如二戰後戰勝國擁有特權的聯合國體系、美蘇領先的核武及其最小程度擴散、美元霸權和歐日分享的布林頓森林體系國際金融貿易制度、不同體制大國菁英的戰略慎重(prudence)等，是到蘇聯瓦解、美國升上單極地位迄今，「長期和平」(long peace)的基礎。
這些基礎現在都發生劇變。從大國經濟和軍事權力分布變動，到各國乃至國內階層財富與收益分配不均和不滿，再到嚴重的新興議題如氣候、能源、公衛（傳染病最明顯）危機無法解決，最後加上新媒體時代粉碎且鼓勵極化的速食、反智公共氛圍，正從所有方面瓦解還保留古典權力平衡色彩的戰後秩序。為了應對未來嚴峻的不確定性，不管是要託古改新的「建回」好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 還是繼續推向多極化的「公正合理國際新秩序」，數年甚至數十年風險極高的「持久戰」可能難以避免。
兩種「持久戰」：後方與前方
由於國情與歷史經驗的原因，美國習慣於找到有利切點，加入衝突並於結局獲益最大。因此，即使有戰略大師如肯楠 (George Kennan) 建言在美蘇冷戰中要發揮耐心，由於理念的衝動或工業上的需要，華府還是無日不在大小戰場練兵用兵。俄國與中國則常缺乏選擇，不得不從一次又一次的持久戰中擷取經驗。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熟悉歷史又鬥爭經驗豐富，美國記者斯諾問到抗戰前景時，毛曾論斷中日形勢：「不能速勝，是持久戰」。而要贏得持久戰，毛認為條件有三：（1）國內鞏固；（2）國際態勢有利；（3）敵方內部分裂瓦解。這三點中最重要的，套用鄧小平的話，還是「辦好自己的事」。到胡、溫超德趕日、習近平「建成小康」（人均過一萬美元）後，則還需要集中黨權、保證經濟社會面臨挑戰和外國因素時，不危及最核心的「基本制度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