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座文化古城，威瑪既保持著氣宇軒昂、風姿綽約的不凡氣質；又為古今的遷客騷人們提供著一份與世無爭的恬靜優雅。威瑪之所以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的誕生地，並非因為這裡曾是政治重鎮，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想遠離明爭暗鬥暴力頻仍的首都柏林、需要一塊寧靜之地來為德意志的未來勾畫藍圖。兩德統一後，埃爾夫特（Erfurt）成為圖林根州的首府，而威瑪則默默地繼續扮演著它早已駕輕就熟的傳統角色——文化首都。
威瑪在德國歷史上留下過三個重重的印記：「古典威瑪」（Klassik Weimar）、「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Z Buchenwald）。這座城市接待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據說，美國人是慕「包豪斯」（Bauhaus）之名而來，吸引法國人的主要是哲學家尼採，日本人多來瞻仰歌德，而以色列人則會說：「威瑪？哦，就是布痕瓦爾德附近的那座小城」。
筆者初夏前來威瑪，首先迷上的卻是那撲鼻而來的椴樹花香；當然，還帶著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化名城，為何能孕育出令人發指的人間地獄？
「古典威瑪」：歌德席勒如何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象徵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Aufklärung）強調理性和敢於求知；十八世紀晚期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主張個性解放和回歸自然。歌德席勒代表的威瑪古典主義（Weimarer Klassik）則試圖克服這兩場運動的極端因素，關注不同力量之間的和諧與平衡，追求恢復古希臘藝術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推崇人道和寬容。
歷史就是這樣一直在不斷的自我修正中螺旋發展著。那麼，這樣的一個「古典威瑪」最後怎麼會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象徵呢？又怎麼會淪為極端種族主義的工具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瞭解歌德席勒所處的時代：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代表自由主義的第三等級宣佈法蘭西新民族的誕生，並把貴族和教士等級排除在外。普通市民階層成為推動歷史的動力，並通過民族主義來動員農民、手工業者和產業工人。因此，法國民族意識的形成或重生從一開始便帶有濃重的階級色彩。
而此時的「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剛剛成為歷史，德意志正處在內外交困、前途渺茫的階段；戰亂導致哀鴻遍野，經濟凋敝。資產階級力量還相對薄弱，難以具備民族感召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語言和文化便成為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紐帶，知識精英於是成為民族振興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