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郝柏瑋、N、朱世宏在之前的人生對「政治暴力創傷」接觸有限，由學者彭仁郁開啟的工作坊，確實給他們不小的衝擊。例如某位知名白色恐怖受難者，郝柏瑋說，雖然對他第一印象是「和藹可親」、不會想到這爺爺之前遭遇了什麼，但聽爺爺分享，他就知道更多說不出口的傷、在監獄裡的處境──也是在長輩的女兒偶然回家跟爸爸出遊待同個空間過夜後，女兒才知道爸爸到現在都還會做惡夢、而且爸爸不知道自己數十年來都在做惡夢。
出獄後也不是結束，例如從馬來西亞來台灣讀書、被誣指捲入「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陳欽生，郝柏瑋從工作坊知道陳欽生出獄後無法返鄉、在台灣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頭的狀況，「很多面向我以前沒想過，原來酷刑不是結束就結束了，後續有各式各樣折磨人的方式，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卻因為雇主被關切、被講幾句話，工作就沒了……他們說，跟社會格格不入的感受，比在監獄裡更像酷刑。」
一代接一代的恐懼：當這些情緒無處去，最可能接收的就是你的家人伴侶…
這些台灣長輩經歷的還有對人際關係感受徹底斷裂，當年特務要求他們供出身邊的人、逼他們出賣誰、或是他們在獄中看著誰被槍決，就是極大的陰影，郝柏瑋說：「很多受難長輩會過意不去、覺得很對不起哪些難友，或覺得都是因為我才牽連到我的家人……這些事其實不該發生，但發生後，很多受難者究責的是自己。」N也說，有個前輩在服刑期間無法回家奔喪，那前輩後來也一直覺得爸爸過世都是自己的錯。
或是刑求，這也絕不只是肉體上的疼痛，郝柏瑋便說：「酷刑當下當然是痛，但更可怕的是，後續你會無法相信對自己身體的感覺，你身體的感覺不是你可以決定的、是別人可以主宰的，這會破壞很多對自己的掌控感……」同樣有心理背景的朱世宏則說，光是一個冤案「莫須有」的罪名就會讓人受到很大傷害，更不用說被關在牢裡面對的是未知，「你知道你被指控，但不知道對方接下來會做什麼。」
一個政治案件的審訊不只是問你做了什麼，也會認定你身邊一定有同謀、逼你說出認識的親友在做什麼，朱世宏說，最掙扎的就是如果案子被認定有涉及其他人、被特務逼迫出賣身邊人的過程，「不管你講或不講都一定有傷害，等於要過道德那關，你可能要終生背負著出賣誰的罪惡感。」至於疲勞審訊過程也符合心理學上的「知覺剝奪」，當一個人被關押在昏暗不見天日的房間、沒有任何人跟你說現在被關了幾天、現在是幾點，那精神一定會渙散掉、清醒的心智徹底被弄暈，「這段歷程很多東西會印記在你的心理、生理，卻不一定被察覺到，現在政治暴力創傷很難做的，就是當事人很難認知到這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