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訪談中，登輝先生常常提到在總統任內他與自己家人爬觀音山的一次經驗。那一次他辛辛苦苦的爬了好一段時間，終於爬到了山頂。但是，站在看似是最終目的地的最高點時，他才發現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山頂上非常狹窄，四周都是陡峭的懸崖，在上面光是站著不動，就覺得自己是站在極度危險的地方。」他回憶道。
我想，這就跟身任國家領導人的位置是一樣的道理吧。當時繼任國家元首的登輝先生孤立無援，站在權力最顛峰的孤獨感使他認知到能依靠的只有上帝。他認為「所謂的信仰就是實踐的問題」，問題在於你可不可以將信仰化成自己的力量並且在人生這條路上朝著為社會貢獻的方向前進。
登輝先生在大約16歲時由於阿嬤的去世便開始對於「生死」的定義進行了探索。到頭來他發現無論最終死後結果如何，我們只需要思考如何有意義的在自己這次的生命中活出光彩。無論有來世與否，每一次的生命正是因為其獨特性所以才更加珍貴。登輝先生透過像是歌德《浮士德》的詩劇中體認到唯有神的大愛才能引導著活著的人們，而當一個人只是追求著個人的利益而不為大眾貢獻，在死後是得不到神的拯救的。於《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這本書中，登輝先生指出在「我」之外，還有一個更高一層的自我實現，也就是他口頭禪「我不是我的我」的由來。這是他受到了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影響而總結出來的思想。死亡所帶給我們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其讓我們對於生命價值有更深的體會，來讓我們知道活著更好的方式，
反觀中國傳統的儒教思想，登輝先生認為儒教思想裡面的「未知生，焉知死」是對於死亡採取逃避式的態度，而這樣是達不到深刻思考的境界的，因為只有認知到自己的死我們才可以獲得努力活著的覺悟還有從中成長的動力。儒教所強調的是現實中的道德規範，對於生死觀沒有明確的主張，因此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容易被儒教的「五倫」僵化自己的思想發展，是很難認知到「有意義的生」到底是什麼。
登輝先生身為國家領導人將他自己的人生價值定義為「不為一己之私、為大眾之公」，只有在自己死後的所留下來的東西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而登輝先生為我們留下來的便是台灣的第一次民主化的基礎。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他在晚年時也常常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經歷了數百年來6個外來政權的統治，直到今日台灣還是用著大中國的憲法且面對著對岸的武力威脅。而他所希望的，便是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讓台灣人民終有一天可以宣示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