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台灣社會並不是如此，大多數有錢人都自私自利，一毛不拔，惜財如命，自以為家大業大，「高人一等」，其實可能連一位只有小學學歷的賣菜或自助餐婦人的品格都不如，因為後者尚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台灣許多富豪大都不這麼想，其中有些人財富怎麼來，可能都有問題，所以常被人瞧不起，因為他們都「窮」得只剩下錢，不知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為何？
德國人深信：社會是一個整體，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只有懂得尊重別人的人，才配擁有尊嚴，整個社會氛圍才會和諧，人們生活才會愉快和安定。例如，有位華人去德國探親時，一次在遊覽漢堡動物園途中去了趟洗手間。當他出來時，被一位德國女士攔住問道：「可曾見到一個小男孩兒在裡面？」她說兒子進入洗手間很久了，到現在還沒有出來。原來是馬桶的拉杆突然失靈，沖不下水，男孩為了把自己用過的廁位沖乾淨，不把髒臭留給下一位，就自己動手修理。這位男孩認為，讓別人難受有失自己的尊嚴，這就是公德心與同理心的展現。
反觀我們，幾人有如此公德心與同理心？許多人到郊外風景區遊玩，離開後垃圾往往亂丟，只求自己方便，還有某黨高官，只因反對年金改革，居然公開鼓勵公務員「能撈就撈，能混就混，只要自己好就好，國家讓他倒沒關係。」如此自私自利，缺乏公德心與同理心，只要自己好，不管別人死活的態度，如何令人尊敬？能比得上以上德國小男孩嗎？一個國家是否有偉大，從其公民基本素養可以看出來。
德國父母非常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他們認為，良好的品德是被感染，不是被教導的。他們從來不要求孩子去死背所謂「道德準則」，而是從以身作則與心靈深處去啟發他們的良知，從日常生活中去讓他們體會什麼是倫理道德，如馬偕博士與新北市五股鄉的觀音山揹水人便是如此。
反觀在台灣，許多家長要求子女從小死背「弟子規」與「四書五經」等「道德準則」，以為這樣長大後就比較懂得倫理道德，事實並非如此，如雍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蔣介石等人，莫不飽讀詩書、深諳孔孟仁義之道，然而行為上又符合嗎？雍正為了保住權位，殺兄弟，連兒子也無法倖免，曾、李、左等漢人官吏，對已經投降的太平天國將士處以「凌遲之刑」，連南京城內許多無辜的老弱婦孺也不放過 ，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的角色又如何？可見這樣的教育是有問題的。
1898年，滿清政府的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在北京開學時，光緒皇帝親臨主持，師生約有一千多人，抱括外國記者。光緒皇帝說，國家之所以積弱不振，任強權宰割，原因是官吏普遍貪汙腐敗，人民生活習慣差，根本原因是教育，只重視四書五經等偽善的倫理道德之學，忽視西方國家的民主、法治與科學教育。光緒認為這是國人心中之賊，只有全面破除，國家才有救。很難得中國皇帝有這樣的遠見，可惜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老太后手中，已時不我予，獨木難撐腐朽不堪的大廈於既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