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認為，我們無法知道未來，但可以知道我們星球的極限，即「某個精確測量出的空間的地表。」生態不外乎就是稀少性，生存即是對土地的爭奪。生命不變的結構就是將動物區分為物種，註定會是「內在的孤立」（inner seclusion）以及無盡的打鬥，至死方休。希特勒相信人類就如同物種。最高等的物種仍然自較低的物種演化而來，意味著雜種繁殖（interbreeding）固然可能，但卻是罪惡的。不同的種族應當如同物種那般與同種交配，與異種殺伐。這對希特勒來說是一條鐵律。種族鬥爭的法則就如同萬有引力的法則一般確定。誰會贏得什麼？可以贏多久？誰也不知道。在希特勒的理解中，同一個種族可以取得勝利，繁榮壯大，也可能遭受饑饉，以至絕種。
在希特勒的世界，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人們應該壓抑憐憫的傾向，盡可能地強取豪奪。因此，希特勒與那種認為人類之所以異於自然是因為人類有能力想像並創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間有著斷裂。「政治思想家從這樣的假說出發，試圖描繪出某種不僅只可能實現且還最公正的社會形式。然而對於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卻壓倒性的真實，歷史上所有試圖做他想的嘗試都不過是幻影。頂尖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釋道：政治並非發端於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於我們的敵對意識（sense of enmity）。我們的種族敵人係由自然所揀選，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鬥爭、殺伐，至死方休。」
「自然沒有政治性的界線。」希特勒寫道。由於政治即自然，而自然即鬥爭，因此政治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一結論堪稱十九世紀普遍認為人類活動即生物學的極致表述。在一八八○、九○年代，受達爾文（Charles Darwin）天擇說影響的嚴肅思想家與大眾寫手稱政治思想的古老問題已然為動物學界的突破所解決。
在希特勒年輕的時候，將達爾文闡釋為競爭即社會之善（social good）的說法影響了政治的方方面面。對於捍衛資本主義的英國人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而言，市場就如同適者生存的生態圈。沒有阻礙的競爭關係所帶來的效益可以合理化其立即造成的惡。反對資本主義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也競相擁抱生物學的類比，逐漸將階級鬥爭看成是「科學性的」，將人類看成是眾多動物中的一種動物，而非具有某種人類本質的特殊造物。當時的傑出馬克思理論家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堅信人類是動物。
但是這些自由派或社會主義者仍舊為習慣與體制所囿，無論他們自己有沒有發現；從社會經驗而生的心理習慣讓他們無法達成更為激進的結論。倫理上，他們致力於諸如經濟成長或社會正義等善，故而把自然競爭想像成達成這些善的途徑對他們來說要不就是有吸引力，要不就是某種很便捷的想法。希特勒將其著作題名為《我的奮鬥》（德語：Mein Kampf，英語My Struggle。書名的「奮鬥」與本書中常見的「鬥爭」是同一詞─譯按）。從本書的書名到兩冊的巨著乃至其長達二十載的政治生命，與其他人相比，希特勒的自戀毫無止境，其貫徹一致到了冷酷無情的程度，而其虛無的態度卻又旺盛無比。種族間無盡的爭鬥不是生命的因素，而是生命的本質。這麼說不是為了建立一套理論，而是為了觀察宇宙的本真。鬥爭即生命，不是什麼達到其他目的的區區手段而已。鬥爭也不是由其所理應帶來的繁榮（資本主義）或革命（社會主義）所正當化。希特勒的重點不是用什麼稱心如意的目的來正當化血腥的手段。本來就沒有什麼目的，只有手段本身。種族才是真實的，個人、階級都是人為的建構，紕漏百出，轉瞬即逝。鬥爭不是隱喻或類比，而是可以觸及的絕對真實。由於「膽小的民族不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弱者將被強者宰制。這就是你所需知道、相信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