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徐一士卻可當之而無愧。
徐一士（1890—1971）譜名仁鈺，字相甫。從事新聞事業後改名一士。原籍江蘇宜興，通籍河北宛平。徐家本是江蘇宜興大族，他們的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鑄、徐仁錄、徐仁鏡，都是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是光緒二年（1867）進士，戊戌時他官拜禮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變法失敗，慈禧最恨康、梁，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緒身邊的，因此慈禧對徐致靖的痛惡可以想見。徐致靖之所以能意外逃生，其外孫、梅蘭芳的秘書許姬傳認為是由於李鴻章的援手，徐致靖才能被判絞監候。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逃。八國聯軍入京，刑部大牢無人職守，請徐致靖回家。慈禧回京後，下詔赦免。徐致靖後歸隱杭州姚園寺巷直至一九一八年病逝。徐一士和其兄徐凌霄從孩提時起即接受變法維新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與薰陶，並親身經歷當時社會驚天動地的巨變和家庭遭受的巨大打擊，促使他們決心利用自身的學識和文筆，積極投入關係國家命運的社會改革運動中去。徐一士在一九一０年畢業於山東客籍高等學堂，一九一一年在北京前清學部複試，取得進士出身，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後，在濟南任上海《民權報》、《中華民報》擔任特約通訊員，又擔任北京《新中國報》通訊員及編輯，又曾任《京津時報》、《京報》編輯，先後在《晨報》、《國聞週報》等處任特約撰述。一直從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證。一九二四年起在北洋政府農商部（後改實業部）礦政司任職，此期間還兼任平民大學新聞系、鹽務專科學校、北京國學補修社、北京國學書院講師、教授，一九二八年起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任編纂員，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一九五八年經梅蘭芳先生推薦，進入北京文史館任館員，直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病逝。
徐一士初與胞兄凌霄合署在《國聞週報》連續發表《凌霄一士隨筆》，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七日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因日寇侵華影響而停止，連載八年有餘，其中操筆者為徐一士。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被稱為民國年間掌故筆記的壓卷之作。與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被稱為民國三大掌故名著。有趣的是他們三人彼此都熟悉，他們都出身晚清名門世家家學深厚，博涉新學，於前朝掌故及當時勢態甚為熟悉。學者張繼紅就指出「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五十餘萬言，以清代為中心，而不專於清代，以轉述掌故為主；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約三十萬言，資料豐富，尤集中探析人物情態及風俗制度之變遷，時間則兼跨明清，其筆法以排類資料、文尾點睛為特徵；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隨筆》近一百二十萬言，是民國年間篇幅僅次於《清稗類鈔》的掌故巨著，其內容則集中理析清代，尤其是道咸以來至民初近百年的朝野掌故，尤矢志於此期著名人物、科舉制度及官制流變，其筆法則重在排比資料，連類縷析，探微析幽，甚具史學眼光。事實上，瞿、黃二人或以詩文，或以史著聞名，並且均涉足政壇，命運各異；而徐一士則是終身致力於清末民初掌故。」他並指出《凌霄一士隨筆》其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甄別、排比大量史料，敘述近世重要的歷史人物。二是論述清代科舉制度的演變，以及名人科考故事等。三是以大量史實為依據，梳理了近世官僚派系鬥爭之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