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台灣民主化本身的主體性很重要，但有一種助緣無法忽略，便是《自由中國》這份刊物正式提出民主、自由、人權，影響甚大。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認為南韓跟台灣的民主化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我不清楚南韓的歷史，台灣當然也有基督教長老會，但正面提出民主跟政府直接對抗的是《自由中國》所集結的流亡知識人群體。這個群體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民主化結合了外省人與台灣人，這是普世價值，打破任何地區性，甚至文化界線。中國雖然沒有「人權」、「民主」這類名詞，但是類似的意識則是有的。「自由」與「平等」因佛教關係，早已流行於中國，不過現在不能詳說。
胡適之在美國任大使時，曾以「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為題演講，論及中國傳統中也有一些觀念和制度，可以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胡適之在中文作品常嚴厲批評傳統，那是為了打破有些中國人的自大狂；但他在美國的英文文章和演講都強調中國文化的好處，所以看胡適之文章應該中、英文並看，才能真正全面地瞭解他的想法。由於中國文化中潛存著對於「民主」、「法治」、「自由」的嚮往，所以19世紀晚期儒家學者如王韜、郭嵩燾以至於康有為都對西方的政治、法律系統十分讚揚，比之於中國的「三代之治」。總之，《自由中國》一派人提倡的現代價值在1950年代為台灣的人文學術開拓了廣闊的視野。
我首先提到《自由中國》的知識人群體，是因為這一群體對台灣後來的人文和政治生態發生過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台灣今天之有民主轉型，追源溯始，不能不想到《自由中國》。但1949年以後，台灣的人文研究更因為流亡知識人的大批參加而改變了方向。在日治時代，無論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或西方的主流學術與思想，在台灣似乎都是缺席的，大概和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有關。1949年以來，由於大陸上過去第一流的文、史、哲學人大量湧入台灣，島上的人文研究很快便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最近5、60年來，一方面台灣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做出了許多原創性的貢獻，這是世界學術界所承認的；另一方面，西方人文社會學科在台灣不但已根深柢固，而且也經過吸收融化，達到了中國本土化的階段。這兩方面的成就最初都顯然是流亡學人從中國大陸傳布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