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自己的文化傳統，不隨西學起舞
王國維有2句詩：「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我們可以用來代表他對求知的基本態度。扼要地說，這便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個人的知識不斷去增加，因此必須隨時修正自己前面所得到的論斷。梁啟超也宣稱，他在知識上不惜以今日之我來批評昨日之我。他不贊成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太有成見」，三十歲以後便死守早年的學說，一字不肯改變。這一開放的心態，早在宋、明時期便已發展得很普遍了。明末顧憲成論朱熹和陸象山的不同，提出朱常常覺得自己在認知上可能有錯誤，陸象山則常常自以為是，不承認有任何錯誤的可能。顧氏分別稱之為「有我」與「無我」。即是說，朱熹已擺脫了孔子所反對的「我執」，而象山則未免尚有「我執」。我覺得中國傳統學者這種開放態度和西方哲人大致是相通的。姑舉卡爾．波柏（Karl Popper, 1902-1994）為例，他強調知識並無止境，我們永遠不斷在嘗試與錯誤之中向前摸索。如果理論與經驗不合，我們只能尊重客觀經驗，修改或放棄錯誤的理論。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才是知識的對象。他以「證誤」（falsification）原則取代邏輯實證論者的「證實」（verification）原則，道理便在這裡。因此波柏將科學與宗教及形而上學嚴格地區別開來，後二者追求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修正宗教的信仰或形而上的論斷（也就是不可能「證誤」的）。波柏所說的知識雖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史學。我們所談的人文研究，既是「研究」，當然也和「科學知識」同一性質，最多不過精確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在上面特別講了求知態度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想對人文研究的未來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大概自20世紀初年開始，中國便有不少為西方理論所折服的知識人，所以《國粹學報》（1905至1911年）已諷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風氣。大概因為震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緣故，清末知識人對於19世紀西方的社會進化說——如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都幾乎抱著一種盲目信仰的態度。他們認為西方社會學家已發現人群進化的普遍規律，中國歷史進展的階段也逃不出這一普遍規律的籠罩。崇拜西方理論的心理早始於清代末葉，這是最明白的證據。但是這一心理在「五四」以後愈來愈深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歷史階段論竟能在中國稱霸數十年，至今仍無人敢公開挑戰，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不能不歸咎於這一心理根源。台灣人文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歷史種種新理論也往往趨之若鶩。大概於1970年代起，台灣人文研究方面的青年學人已明顯地表現出這一傾向。我記得70年代末嚴耕望先生到耶魯訪問半年，他曾一再和我談到西方理論為什麼會被新一代的中國治史者奉為金科玉律？可見他深為當時的學弊所困惑，中國文、史、哲研究之所以遲至今日尚未能自成格局，恐怕和崇拜西方理論有關。在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已把西方文化看作標準的範式，凡是西方見長而中國相形見絀的部分，我們都說這是因為中國「落後」的緣故。例如中國沒有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也沒有西方式的「科學」」，一般的看法認定這是西方跑在前面，我們尚未追上。這種說法首先假定歷史進程具有普遍性，中國和西方都依照同一模式和階段前進。我們似乎沒有考慮到：也許中國與西方各自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根本談不上誰「先進」誰「落後」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