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策過程中，甘迺迪特別指示美軍行動名義是「海上隔離（naval quarantine）」而非「海上封鎖（naval blockade）」。之所以如此，要從《聯合國憲章》第42條談起：「封鎖」不但是一種軍事行動，更代表雙方已進入戰爭狀態。美軍要全力阻止蘇聯繼續運送飛彈，但絕不希望與蘇聯衝突一發不可收拾，冷戰升高為熱戰、核戰、第三次世界大戰。
「封鎖」是全面阻斷人員與物資（包括民生物資）進出一個國家，亦即以整個國家為目標的「包圍」。但「隔離」的意義近乎在海上設立「檢查哨」，檢查相關船隻（包括第三國）有無載運違禁品（contraband，通常是軍事物資），有則查扣或迫使其掉頭離去」，無則放行（因此可運送民生物資）。美國藉此爭取到美洲國家組織（OAS）的重要支持，阿根廷、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都參與行動，而且事實上美軍也的確允許載運非違禁品的船隻進出古巴。
古巴飛彈危機映照台海下一場危機
蘭德公司的報告強調，中國秉持「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的基本立場，不會對台灣正式宣戰，如同俄羅斯至今仍將侵略烏克蘭界定為「特殊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因此「海上隔離」顯然比「海上封鎖」更名正言順（非戰爭行為），也更具運作彈性（選擇性攔截檢查），還會讓美國陷入是否直接干預、外交與軍事輕重緩急的兩難。另一方面，當年美國隔離古巴是在公海上進行，今日中國則在近來一再宣稱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中國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並在去年出台《海警法》，顯然是為後續的海上行動作鋪陳。
與60年前的古巴飛彈危機對照，台海下一場危機的3個主角做了乾坤挪移：昔日古巴映射今日台灣，在強權對抗中如履薄冰，角色既關鍵又邊緣；執行隔離行動的國家從美國變成中國，北京必須設定明確目標（統一進程談判？台灣政權更迭？），決定隔離寬嚴程度（是否放行非軍事物資？），爭取國際輿論（尤其第三世界）支持；在隔離線（封鎖線）前方徘徊的國家從蘇聯變成美國，華府必須決定是否要突破隔離線（軍艦護航商船？對中國海運進行反隔離？）、是否要繼續對台灣運送一定被北京視為「違禁品」的軍事裝備、是否要在談判桌上讓步（可能被視為背棄盟友、自損國威）、一旦發生軍事衝突如何管控在全面爆發的臨界點之下（護欄機制）。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後一個星期六」
因此古巴飛彈危機的演進與化解，分外值得今日各方借鏡。美蘇之間從試探恫嚇到討價還價，幾乎都是最高層——白宮與克里姆林宮（Kremlin）——直接溝通，掌握時效並減少誤判；危機落幕後，雙方更建立領導人電話直通的「熱線（Hotline）。以甘迺迪為首的26人「執行委員會（ExComm）」集思廣益，決策明快。甘迺迪本人展現領導風範，迅速匯集國內外輿論支持，也讓各方充分理解事態的嚴重性，1962年10月22日的電視演說更是經典之作。美蘇幾度瀕臨開戰邊緣，但雙方始終為外交工作保留運作空間，為和平解決保留一線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