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爾強調，若「台灣在法律上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就能解釋為什麼西方要避免根據法律來解決台海爭端，以及為何要堅持就「是否協防台灣」、「台灣法律地位」兩大關鍵議題保持戰略模糊。
但紹爾同時指出，在國際法框架下，台灣也有主張「不是中國一部份」的理由。首先，台灣主權問題在戰後並未正式解決，而同盟國的戰略偏好不一定能形成好的法律。當時，聯合國並不把台灣當成能通過自決來實現去殖民化的日本殖民地，反而讓同盟國將台灣交給中國，但台灣島上大部分人口，包括原住民和中國數百萬早期移民的後裔，都與中華民國沒有連結。
其次，根據一個貼近現代的法律論點，紹爾認為，基於台灣70多年來都事實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台灣人明顯希望與中國大陸分開治理，以及台灣人具有獨特的身份認同，即使台灣在法律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現在也擁有行使「補救」自決權的新權利。
按照補救性自決的觀點，台灣可以自由決定有關主權的方案，包括維持現狀、在中國境內自治，或達成完全獨立──儘管「中國」可能會全盤拒絕。紹爾說，雖然從人權與進步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很吸引人，但在爭吵「國家領土完整」與「民族自決」孰先孰後的國際法領域裡，擴大自決權範圍的觀點仍飽受爭議。
紹爾指出，目前對台灣和西方而言，戰略模糊是個不糟糕的選項，迴避法律上的糾紛使台灣得以繁榮並實現民主化。未來台灣若宣布獨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國家，取決於台灣能否脫離中國，同時保持對領土和人民的控制，並受到國際社會承認。
紹爾認為問題出在於，在中國沒有奇蹟般地政權更迭的情況下，兩岸的糾紛不能無限期地惡化而沒有結果。最終，它們必須要麼和平解決——根據國際法律或公平談判——要麼訴諸（可能是非法的）戰爭。這兩條路都不能保證產生有利於台灣或西方的結果。戰略模糊也許能為和平爭取更多時間，但從長遠來看，也有危及和平的風險。
「台灣始終處於帝國主義中國的邊陲」
荷蘭前外交官、《台灣公報》創辦人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2年前在《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撰文提到，他認為台灣的正式地位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變得模糊不清，但可以確定的是，從1949年至今，台灣一直是獨立存在。
在1943年不具約束力的《開羅宣言》中，同盟國同意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日本根據1951年《舊金山和約》放棄對台灣的主張，但該協議或任何其他協議都沒有就台灣未來的主權問題提出解答。韋傑理指出，在1945年至1949年期間，台灣被認為是「受到代表同盟國的中華民國軍事占領」。儘管國民黨政府的立場是，台灣已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日「回歸」中國，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正式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