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馬來文化、英國文化」三合一綜合體，這群人對於現今新加坡建國有莫大的貢獻。
從「土生仔」到「峇峇娘惹」，在1949大遷徙的浪潮中，有一種人跟他們很相似，他們在當年被叫做「芋仔蕃薯」。所謂的「芋仔蕃薯」指的是父親是1949的遷徙者，母親是台灣島上的接納者（母親可能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
「芋仔蕃薯」是1949中華文化和台灣本土文化融合的第一代，隨著時代推演，他們是族群被排擠者，變成創造出台灣文化精采的優勢者。
在<1949台灣製造>的田野調查中發現，1960年前後出生的「芋仔蕃薯」，有比較多被閩南族群排擠的經驗。像眷村二代的王黛玲在念小學時，在公車上會被本省小孩搶帽子，並罵她是「外省豬仔」，小時候，她聽不懂，只能哭著回家跟父母親告狀。
像眷村二代的溫玉蕊，小時候被本省同學罵「外省豬」時，她就會回嗆說：「你才是豬，本省人拜拜才用豬公！」像眷村二代的王立皓被罵外省豬時，有路見不平的本省人就教他，以後如果有人罵你是「外省豬」你就罵他「台灣蕃薯」，因為「豬」是吃蕃薯的。
有意思的是，這些「芋仔蕃薯」早期在眷村外被「閩南族群」視為非我族，但在眷村裡較少受到「純芋仔」家庭的排擠。另外，在村子裡「純芋仔」的父親軍階通常較高（當然也有例外），「芋仔蕃薯」的軍階相對較低。
眷村裡台灣媽媽為了家庭經濟得到處幫傭、洗衣，甚至做家庭代工，例如：熊海靈的台灣媽媽靠著幫忙部隊軍人洗衣維生；但也外省媽媽經濟際遇和台灣媽媽無異，例如：徐乃麟的母親是外省人，在村裡幫忙眷戶養生蛋雞維生。
台灣族群相較對立的時間，其實發生在1950-1970年代之間，南部和北部的對立經驗也相對不一樣。1980年代後，不論是「純芋仔」還是「芋仔蕃薯」，族群零星的言語衝突就變少。
眷村二代「芋仔蕃薯」熊海靈和夏樂祥都表示，他們比一般人最大的優勢是「語言」，像熊海靈能說：普通話、閩南話和客家話。唸大學時，夏樂祥被問及，你是外省人時，他會不自覺地說：「我媽是基隆人，我是芋仔蕃薯。」
同樣是「芋仔蕃薯」的可文亞說：「他自己並沒有因身份而遭到任何歧視，反而覺得穿梭在兩族群中，有很多文化上的好處，覺得自己很幸運。」
老實說，十幾年前問及「國家認同」時，在採訪上是一道尷尬的難題，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樂意回答，甚至有時候覺得探人隱私，極其不禮貌。
在製作<1949台灣製造>時，70多位受訪者，有眷村一代、二代和三代，當我問起「認同」，大家變得比較樂於表態，有意思的是說的內容都是「誰不愛台灣，我們也愛台灣啊！」「我是台灣人！」「我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也有人會說，「我是安徽人！」「我是廣東人！」「我是山東人！」；較少人會說：「我愛中華民國！」「我認同中華民國！」只有極少數的人會說：「我是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