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而言吧，如果現在的政府頗得一般民眾信任，那麼它在TPP與RCEP之間該怎麼操作，就不是單純的理論分析，也涉及操作謀略。即使台灣人民普遍傾向優先加入美國主導的TPP，但是有時候還得刻意表現出對RCEP的興趣與友善，如此才能激起老美的焦慮，降低美台之間的談判門檻，反而促成TPP達陣。這種操作只能做不能明說，一說就破功。
談到操作，當然不止於初始（申請）階段，還涉及後續一連串的策略、因應、算計、合縱連橫等。就算一開始預估情勢大好，但是若操作不當，還是可能「天聽打成相公」，最後輸到見底。因此即使加入亞投行對諸葛亮是利多，對於阿斗而言卻是利空。那麼人民的信任與否，就繫於他們對政府的印象。
所以追根究底，即使外交操作有模糊空間，這個空間只能墊基在人民的信任之上；如果沒有信任，那麼一切都免談。亞投行爭議的關鍵問題，就是台灣人民對於這個政府（兩岸）政策的不信任，大概已經很難挽回了。
現在的不信任，來自於以往的諸多不滿；以往的不滿，又來自於以往的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當然，這「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十二個字，恐怕是有慣性的，否則亞投行爭議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論說「財務與實體之間的關聯」。所以，台灣人民的不信任感在可見未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這樣非常糟糕，因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也不能迴避。許多關乎兩岸經貿的事隨時可以再談，但是亞投行，我們可得想清楚：五十年我們才碰到一次！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