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發生時，我只有十六歲，在中國西部的一個小鎮上，從美國之音中聽到槍聲和慘叫，從此我發誓用筆來反抗中共暴政。後來，我與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起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奮鬥，直到二零零八年劉曉波被捕入獄、後來死在獄中。我在經歷了非法軟禁、祕密綁架和酷刑折磨至昏死之後，於二零一二年一月逃離中國、來到美國。我與劉曉波的命運就是熱愛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
那一年，我如果遲半年多離開中國，或許就永遠無法離開，因為那一年的秋天習近平上台執政，開始對異議人士展開更嚴酷的迫害。我離開時正是胡錦濤將權力交接給習近平的一個空窗期。
到了美國之後，在習近平第一個五年任期內，我寫了三本批判習近平的專著，加起來超過一千五百頁。我在很多中國人和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者都對習近平抱有正面期望之時，就使用「中國教父」來定義他，並指出他的「中國夢」其實是天下帝國夢。我可以自信地說，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習近平，除了習近平自己。我對他的評論，十年之後全部都應驗了。
我的三本批判習近平的著作的出版過程，本身就是傳奇故事。《中國教父》出版前夕，我的香港出版商被朋友騙到深圳，以莫須有的走私罪名判刑十年。《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出版前夕，中共直接派特務到香港綁架書店的老闆和員工，香港的出版商發現香港也不安全，遂放棄了此書的出版。此事亦引發香港人「反送中」的抗議和北京的殘酷鎮壓。二零二一年，香港的很多學校和圖書館擔心觸犯《國安法》，將我的著作下架。
今天，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堪比毛澤東，甚至連色情場所都掛著他的畫像，我們能想像拉斯維加斯的妓院裡掛著美國總統的畫像嗎？習近平希望自己成為皇帝，當然要打造一個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大帝國。
習近平宣傳，中國迎來「全球治理」的時代，中國官方媒體吹捧說，「習近平為全球發展指明方向」。但是，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可以向全球推廣嗎？中國武漢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都要學習習近平的「清零」防疫模式嗎？只有極權主義國家才能隨心所欲地將兩千萬人口的城市「封城」、每個人出門都要憑藉手機中的「綠碼」，門口安裝攝像頭和感應器。這比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寫的未來更加恐怖。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總統敢於下這樣的命令，因為大部分美國公民手上都有槍，不會接受政府將民眾非法關在家中的指令。
十二年前，我在中國被國保警察軟禁在家，卻沒有想到，十年後，武漢、上海等許多城市的全體市民都遭遇到跟我一樣的待遇，有人在家中餓死、病死，有人精神上錯、跳樓自殺。中國開始流行「潤學」（RUN），也就是研究如何逃離中國，逃離中國成為很多中產階級的奮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