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爾茨飛往北京拜見習近平，跟當年英國張伯倫飛往慕尼黑拜見希特勒，如出一轍。但不會有任何一家德國媒體做這樣的類比。蕭爾茨的北京之行意味著為習近平的中國式法西斯暴政背書——無論習近平做什麼，德國都會矢志不渝地與中國一起發大財，過去三十年德國的經濟榮景離不開中國的奴隸勞工。這是二戰前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的綏靖主義政策的重演，這也是近晚近三十年來西方經濟被中國牢牢鎖定的可悲境遇的「西洋景」。
當年，使用德語寫作的保加利亞裔英國作家卡內蒂，在觀察西班牙內戰時就洞悉了希特勒無窮盡的野心：「希特勒的勝利成為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所有人的致命威脅，因為希特勒對歷史的無知，必將導致他把一切勢力、各國人民拖入戰爭。」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之際，卡內蒂逃離維也納，嚴厲批評在西方民主國家甚囂塵上的和平主義和綏靖主義，「那種對戰爭的畏懼心理，竭盡一切力量阻止戰爭的蔓延」其實是「不了解敵人，而且極其短視」，「任何顧慮、任何猶豫，任何謹小慎微都會鼓勵希特勒，這個只想試探自己到底能走多遠的人，他發動戰爭的決心因這種對戰爭的畏懼而日益增長」。但無人傾聽他的警告，直到戰爭爆發。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逃離虎口來到美國之後，將後半生的主要精力用於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她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最極端的極權主義成了極度的虛無主義。極權主義國家抱著這樣一種觀點來行事：一切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一切都在它的操縱能力範圍內，同時一切又都不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過程的手段。」其實，不僅極權主義是虛無主義，綏靖主義也是虛無主義——綏靖主義者不相信世間有善惡之區別，只相信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錢。
綏靖主義對納粹的崛起及戰爭的爆發難辭其咎。在歐威爾看來，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時，大部分英國人都支持他。人們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最後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在「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軍備不斷壯大。最終，「上層階級由於他們的姑息政策和一九四○年的敗績而聲譽掃地」。一九四○年，歐威爾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運動。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沒有比德國更多言論自由。最終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沒有什麼不一樣。這一套話術，普丁和習近平再次拿來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