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此，我只簡單指出判斷蔡英文有無學位的的幾個誤區，解釋為什麼即使在倫敦大學宣稱蔡英文一直擁有學位，我還是必須認定她至少在1984年左右沒有經由正規渠道獲得學位，法律的運用是要解決生活上的爭端，雖然依據邏輯，主要不依賴邏輯的形式推理和觀念，而是運用不違反邏輯的生活經驗。絕大部分關乎結局妥善的判斷，法律判斷正確的機遇率的大小，抽象原理的具體落實（所謂concretization）。
在這種理路之下，我的分析至少要強調以下幾點，第一，不管有人認為他如何的德高望重，大法官劉鐵錚所謂的當年看過論文原本，聽蔡英文說具有博士學位一節， 除非是做成切結書，有偽證的法律後果，根本不能算證據。尤其在有其他直接證據存在的情況下（例如本案），最多是可以待之如道聽途說的傳聞。法律程序上而言，為避免判斷錯誤，反而根本不應考慮（inadmissible）此種背書。如果一個人認為：固然蔡英文沒有提供當年的證據，但是因為有人聲稱看過或聽過，所以至少應該存疑。這在法律上已經是受到污染的誤判。
第二，證據講求時間的緊貼性，2019年的無論什麼「大夢初醒式」的證書或聲明，最多只能看成某種解釋。基於所謂 「同時性證據（contemporanious evidence）」的強調，任何晚於1984年的所謂聲明，補發或補繳的文件，其有無證據力本是問題。至少遠遠不及現在還被封存，而我們必須查證而不能的1983到1984年政大教職申請文件。甚至，在 「最佳證據原則」下，凡有更佳證據存在，不能考慮其他，只能堅持查閱1983到1984年的文件。
第三，蔡英文宣稱倫敦政經學院授予1.5個博士學位。到目前為止，沒有聽說這只是一句玩笑。所以，評估證據的法官或陪審（檢察官相同）必須自動以法律「認知」，排除任何這類有關具有博士學位的陳述，拒絕受其影響。因為，不可能之事不可能成為證據。第四，最重要的是如果關鍵證據的持有人或關係人，拒絕提出或藏匿銷毀證據，法律上可以對之做出不利推論（adverse inference）。因此，至少從以上4點，法律上可以認定蔡英文在1984年左右沒有學位。事後任何補救的努力，都無法反駁這個判斷，絕不像法律根本不通的總統府發言人所說：「一切以倫敦大學或倫敦政經學院最近的的聲明及文件為準」。
已經說明：法律運用是生活經驗的判斷，不是邏輯或科學的絕對。隨着文件的解封或進一步的搜集，希望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在此之前，根據生活經驗的法律證據的判斷，雖非絕對保證，但其最終證明正確的或然率遠遠高於「信者恆信」，基於意識形態的「死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