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反對康寧祥的民進黨人士可以反駁，民進黨並未自此排斥外省籍，事實上，後來為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的鄭南榕就是外省人，然而，在這裡一個更深刻的意涵是，身為外省人，是不是要比本省人有更純正的台獨立場，才可能被民進黨接納?
對堅持追求台獨的民進黨人士而言，江鵬堅當選是「天意」的另一個意涵也許是，在仍有刑法一百條的年代，鼓吹台獨畢竟仍是禁忌，一個由真實信徒組成的黨顯然更能達成目標；然而，如果集百年來集體意志所形成的民進黨，能在一開始就學習與不同信仰、不同省籍的人和平共處，即使過程可能紛紛擾擾，台灣也許仍會邁向今日的主權獨立，但是有沒有可能，台灣今日的民主能夠不那麼對立?能夠不要時時陷在意識形態的僵局中。
這不只牽涉到民進黨能不能拿到外省人的票而已，民進黨即使贏得過半選票，如果台灣不能建立基本的共同感，那麼，台灣幾乎不可能推動重大改革，這裡所謂的重大改革，納稅就是其中一環，東尼賈德(Tony Judt)在《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一書中提到，信賴與合作是打造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組成元素，甚至要推動人人平等的社會，更需要互信，「在複雜或分裂的社會裡，少數人(或者甚至多數)常常被迫接受他們不願意的政策。這使得集體的政策制定總是充滿爭端，-----或者是寧願什麼也不做。」
對持結果論的人而言，談這些「WHAT IF」的歷史懸念有何意義?既不能改變任何事，也不能證明任何事；然而，知道我們曾經錯失的那條路，才不會掉入命定論的悲劇，就如，中國的經濟起飛，一定要犧牲民主才有可能嗎?曾經參與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朱嘉明，在《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書中提到，中國在1980年代的改革，曾有「藏富於民」和政治上「還權於民」的兩大遺產，後來，當改革走入歧途，「還權於民」不見蹤影時，並不表示從來沒有這個選項，不去注意這樣的「WHAT IF」，只會落入威權統治者的圈套。
同樣的，今日回到民進黨誕生的那一刻，要寄語的是當前風起雲湧的新政黨，只有正視過去流失的機會，才有可能知道我們有多少潛能，也才能走出所謂台灣命定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