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孩子大一點可以去上學了，新的問題又出現──一個孩子就說，自己是個學習比較慢的孩子，一開始也不知道大家會覺得這樣有問題，直到上小學成績差才意識到自己會被針對，他曾忘記帶課本，老師就把他桌椅拖到操場上、貼著大大紙條「沒寫作業」給全校看，老師要他轉去資源班、資源班老師卻說他沒問題又轉回去，同學總是圍著嘲笑他打他；即便孩子後來找到有興趣的學校讀，爸媽一個生病、一個長期不在，他必須去打工，沒有繼續讀書。
「許多孩子面臨的不只課業，還有污名歧視……他可能常被學務處與生教組懲罰，我們有孩子就會嚴重拒學、一周逃課4天，因為他中午下課都要被罰站，也無法跟學校反應狀況。」李柏祥說，學校常希望家長可以負起責任，但有些工時長、早8到晚8的家長未必能完全顧到孩子狀況，有家長就一早把孩子送到學務處、確定小孩狀態穩定再進班。
學校教育有時會把孩子推開，但李柏祥也說，學校基本上還是一種社會共識下的系統，社工還是希望孩子能待在學校就學校、一周一天也沒關係、至少要有國中學歷，但孩子能否待在學校依然牽涉到很多因素，例如能否遇到理解孩子狀態的好老師、能否適應環境、家長對教育的態度、家長經濟與身心狀況、有沒有辦法跟學校溝通等，於是在學校之外，實踐協會的據點也會陪著孩子。
一開始協會做課輔，但社工們也很快發現：「他不寫功課已經不只是『會不會』的問題，是其他處境的需求沒有被看見。」於是，據點轉向成「讓孩子可以自由選擇來這裡想做什麼」，要寫功課也可以、只是待著也沒關係，如果孩子要滑手機就陪他滑、聽聽孩子在想什麼，或一起吃晚餐、一起收拾據點環境。這過程裡也會有孩子吵架、可能是收拾或是搶玩具的紛爭，但吵架也沒關係，社工會陪著孩子一起找共識。
「我們希望能讓人可以成為自己、發現自己的天賦，不管他未來想從事什麼，他的存在都是很有價值的。」李柏祥說。要實現這目標不只在學校教育也在社區，如今台灣社區實踐協會依然協助家長處理經濟、照顧與教育問題，也陪著孩子一路到大、一路面對與解決人生的挑戰，甚至持續到孩子要賺錢養家、找工作、騎車工作碰到罰單等各種狀況，「我覺得還算有信心，在一個長期的陪伴關係，孩子如果真的又掉到自己無法處理的狀況，他會重新回來找我們的。」
「人們看到孩子的問題會先想『如何解決』，卻沒看見背後是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努力掙扎…」
從2018年開始走入安康社區的「微光盒子」是個相對年輕的團體，一群政大學生卻也在幾年間深深看見孩子面臨的無力。此地曾被媒體稱為「台北最後的貧民窟」，一整排的安康平宅僅限低收入戶與貧窮者入住，外界有諸多想像、持續給居民貼上污名。微光盒子創辦人蕭羣諭印象很深，那時他還沒走入社區，老師就一直說這裡高風險、問題多、傳言有毒品跟槍械走火，他忍不住想：「明明我還沒認識這些孩子，為什麼一直有人跟我說這社區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