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錢櫃集團工作。十月到上海出差展店，當天下午在浦東機場出關，坐上公司的派車，開車的是一位來自山東的青年，開車平穩。
因為塞車，我在車上用手機聯絡事情。有一通電話是我跟台灣的秘書說：「我帶了虹吸式咖啡器具和咖啡豆，但是沒有酒精，所以今天沒辦法煮咖啡。」接下來我直接進錢櫃普陀店，參與開幕事宜，一直忙到晚上。
回程經過魯迅公園，到梅山路的宿舍，開門進去，發現餐廳的餐桌上，放著一瓶藥用酒精，顯然是那位山東青年專程去買的，不是送到普陀店，而是靜靜地放在我宿舍的餐桌上，動作快速而且精準到位。
當時錢櫃在中國大陸有八十幾位台幹，中階以上的陸幹有兩百多位，通常台幹是店長，陸幹是副店長。跟他們相處一段時間後，我的感受是「台青聰明，陸青精明」。在職場和商場，「精明」似乎比「聰明」厲害一些。就像那瓶酒精，就算台幹要做，絕對沒有那麼快速精確。
直到今天，我跟兩岸的八○後和九○後青年接觸，台青還是聰明，而且比較善良。可能是爸媽實在太疼小孩，也可能因為台灣近兩年的鎖國和藍綠內鬥，台青的小確幸心態濃厚。因為台青實在太悶了，中國大陸最近頻頻祭出惠台措施，拉攏台青。
中國由於市場規模和政策扶助，讓不少陸青除了精明之外，更多了氣勢和雄心。當年那些擔任副店長的陸幹，現在很多已經是當地ＫＴＶ事業的總字輩。商人和高幹的命運繫之於國運，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真的要比較陸青和台青的職場和商場策略，我覺得是「陸青要規格，台青要區隔」。台灣必須開放心胸，台青必須走出去。在華人市場，陸青有條件做大，追求規格；但限於客觀條件，台青必須做精，發揮特色，做出自己的區隔。
＊作者為《新新聞》社長。本文原刋《新新聞》1636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