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劉曉頤自言她心目的詩神是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但若論最為思慕的文學愛人，則是俄羅斯白銀詩人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或稱巴斯特納克）。
以詩與人的合相綜觀而言，劉曉頤對帕斯捷爾納克情有獨鍾，她說到，國人對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往往更有興致，或許是因為他的悲劇性質與英雄氣概。而帕斯捷爾納克在獲諾獎後，最常被人詬病的便是在政治上的懦弱，順服於蘇聯當權。但據她的觀察與回溯，帕氏其實是個有情操的寫作者──帕氏會憑自身相對優渥的處境接濟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等弱勢詩人，更為了懷孕中伴侶的安危而毅然放棄諾獎，他也曾在電話中替曼德爾施塔姆說話，冒險向史達林求情，挽救了對方的性命。
在我眼中，劉曉頤一向是個重情的寫作者。當被問到這種創作裙帶關係的觀察與發現如何影響她的創作時，劉曉頤毫不諱言，她時常激烈地將心境代入到那些最偉大的創作心靈當中，以同感，甚至就是共情的方式，跨空間與時點，如同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或葉慈（W.B. Yeats）所說的「面具」（The masks），作為自己寫詩的一套方法。以實際作品來看，劉曉頤就曾以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向帕斯捷爾納克寄託感情而無疾而終，最後的一句告白「我想為你生一個兒子」為題，代入其中，發展情感，鋪陳為一首宣言式的詩作。
之所以特別關注白銀時代流亡詩人在政治環境壓迫下，野草般的生命氣質，正因為劉曉頤自身在學生時期，就對剛烈的英雄氣概有種無法言說的嚮往，同時，或許也參雜著相對柔性、未成熟的少女情懷，這兩個面向的矛盾與糾纏，脆弱與旺盛之互補與相襯，綿貫了劉曉頤的精神生涯與寫作風格。
大學時期，劉曉頤的第一個文學愛人其實屬川端康成。日本戰後文學的劇烈影響，是空襲式的。她曾以《雪國》為報告題目，翹課到咖啡廳趕稿滔滔然寫下兩萬字論文，非常沉浸而折服於文學作品自身所帶的美麗光輝，特別是對日本文學作品中「剛柔並濟」的筆鋒所吸引，既是艷溢錙毫，卻也帶著一股剽悍剛烈，令她十分著迷。或許，在曾經的文學少女眼中，那可感的，卻不可言說的事物特別有魅力。
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乃至深作欣二的電影《大逃殺》裡頭，俱存在一名核心的「失落者」，或者說，就是「邊緣人」，這其實是劉曉頤的生命經驗中時刻關注的一個課題，無論是對自己或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