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喊冤枉，我們一開始就是準備造反的。」
台灣的民主可以用一句話形容：少數人的犧牲、多數人搭便車；施明德正是那些極少數的倖存者，但更稀有的是，施明德也是抗爭者、永遠的異議者，不論在森冷的戒嚴時代、還是激情的民主時代。
即使是在少數的政治犯之間，施明德都是格格不入的，他批評台灣人是懦弱的民族，他曾經向一位二二八受難者的後人說，「你們真不孝，忘了父親是勇敢的反抗者，而不只是一位受害者」。施明德這幾年念茲在茲的是為烈士平反，而不只是伸冤而已。
多年前以前，曾聽過邱義仁這樣形容施明德，「不論如何，他的姿態總是第一流的」，許多人記得美麗島大審時施明德一手插在口袋的招牌笑容。這樣的姿態卻是來自施明德即使在牢獄苦難中仍時時警覺的自我淬鍊。
「與獄方交手 處處爭鋒」
《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一書中，施明德及同案提到，第一次進入青島東路３號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獄方給他們的第一餐確是直接放在地上，「要我們蹲在地上吃，像乞丐，像動物。」施明德當下第一個帶頭坐下，盤腿，坐正坐直，不用蹲的，全像日本武士般盤坐，「與敵手交手，處處爭鋒。這種警覺我一生一直維持著，不管法庭上或牢中，以及多年後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剎那的微笑，步上法庭或在法庭中的站姿，都是在跟掌權者較量──────即使活到今天，我從沒有忘記歷史正在監視著我。歷史是最嚴苛的監視者。」
《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一書的特別之處在於，這不只是一本談政治犯的書，而是一本談死囚的書；死亡的陰影無所不在，與施明德同房囚禁著三名帶著腳鐐的死囚：曾任台北稅稽處的蔡秉堃、陸軍少校韓若春、台灣鹼業公司人事組長蓋天予。
死囚的智慧：人生不能留殘局
政治犯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用一句話形容：他願意為了眾利犧牲自己的小利，不惜心靈肉體受到傷害，政治犯因此被稱為「良心犯」，然而在政治犯所受的所有磨難中，死刑是當權者最殘酷的報復。青島東路3號其實是被死刑統治之地；「蔣介石殺政治犯從1950年代末都選在星期二、星期五，天還沒有亮的時刻。」死囚因此只午睡不夜眠，深恐最後一刻措手不及。
判死而不知道那天會被執刑，等於是每天都可能是在世的最後一天，施明德有一次和同房的死囚蔡秉堃下圍棋，獄卒喊「時間到，睡覺了」！蔡秉堃卻堅持要下完這局，「人生不能留殘局」，施明德領悟到「每一天都可能是他的最後一天，人不能把殘局留待明天」，這個態度影響了施明德一生。
「施明德寧願死得像烈士，多年後蔣經國不判死主因」
當施明德後來也因《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時，施明德也建立了自己的「死囚哲學」，30年代末史達林整肅政敵、被告在法庭的表現提醒施明德，「那些在法庭卑躬屈膝求饒哀求者的下場，仍然難免一死-----如果必須死，死也要死得像烈士。」
施明德最後未被判死，15年後的美麗島事件施明德再度逃過一劫、未被判死，多年後一位曾在蔣經國旁邊當侍衛的人士告訴施明德，蔣經國是這樣說的：「施明德想要當烈士，偏不讓當他烈士」！施明德的死囚哲學，再度料中了蔣經國的統治術。
如施明德所說，「 蔣家集團沒有在這一關就把我處決掉，是他們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最大的失策」。施明德活下來，也才有後來的美麗島事件、民進黨大和解以及紅衫軍運動。
監獄確實是反抗者的煉鋼廠！「你可以不喜歡我，可以說我很傲慢，但如果不是這種性格，不可能對抗所有的中華民國總統。」
終身的反抗者，施明德無愧於他的難友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