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多來，施明德謝絕公共事務，山居閉門寫作，完成了17萬字的回憶錄第一冊《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這本書記錄了一個荒謬的年代，也向那個年代最勇敢的受難者致敬。
1960年代反攻大陸逐漸無望 逐漸出現台獨及反共反蔣政治犯
不讓烈士埋沒在荒煙蔓草的歷史中，「這是我的責任」施明德既是反抗者、也是唯一的見證者，他如果不寫下來，這些曾經壯烈犧牲的生命，就會如同殘夢一場，這是施明德這幾年最深的恐懼。
1954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當年的國民黨政權基本上已轉危為安，然而在1960年代，蔣家的監獄仍然關押著政治犯，只是，這些政治犯和1950年代的台灣省工委會案已有本質上的不同，雖然仍以匪諜罪名羅織，但這一代的政治犯是已經落地生根、只想在台灣安居樂業，依照施明德的說法，「一類是爭取台灣獨立、自由的反抗者，另一類是既反蔣又反共的外省軍人。」
鍾盈春正是這樣一位軍人，他參加過抗戰、國共之戰，隨著蔣介石的軍隊來台灣後結婚生子，他們這些軍官認清事實：反攻無望，也反對中國人再打中國人，推翻腐敗好戰的蔣介石獨裁政權成為他們唯一的「自救救國」目標。
韓若春同樣是校級軍官，他看不慣高級將領頹廢敗行，因此對政局不滿，常常批評蔣介石，調查局和警備總部透過特務「養套殺」後，牽連19人，韓若春更被判死刑。韓若春一直到槍決都不知道，他的案子就是蔣介石先批示應判死刑，才啟動整個審判的。
「審判只是一場秀 生死只看一個人」
和韓若春一樣，鍾盈春也是蔣介石先批示判死，才從無期徒刑覆判急轉之下成為死刑。「審判只是一場秀，生死只看一個人」，政治犯心理其實是明白的，多年後國家檔案證實了施明德及難友們當年面對審判時心中的直覺。
冤錯假案是少不了的，「老蓋」在擔任台灣鹼廠安順廠人事組長時、講授帝俄侵華史課程，談到「蘇俄侵華是帝俄時代的事。蘇俄是真正子解民主，美國未能真正實行民主，中國根本不了解民主」，在場兩名聽課的警士密告，這段話成了「老蓋」判死的犯罪事實。
「歷史總是會出現某一個時刻，當有人勇敢地說出二乘二等於四時，就會被判處死刑。」施明德引用卡謬的話這麼說。
本來一心想造反的施明德，也是荒唐罪名的受害者，他遭控1960年創立台灣獨立聯盟，然而，真正的台獨聯盟1970年才成立，比較早的全美台獨聯盟，也到1966年才成立。
「酷刑下連偷拿古井都招了」
刑求是少不了的，酷刑中甚至有人會承認「偷拿古井」，更荒謬的，還會有人相信而成為罪名；這是政治犯最無奈的笑話。
荒謬的年代，孤立無援的抗爭者 ，一無所有的死囚，然而，這些受難者在死亡面前都保存了最高的尊嚴，韓若春在最後一刻這樣說，「我要回去和太太女兒團圓了。謝謝你們這段日子的照顧。請不要忘記這裡的故事。以後為國家奮鬥的事就拜託你們了。」貌似膽怯的「老蓋」堅持自己走上最後一程，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各位保重」！
政治犯本來就比我們多數人勇敢，更難的是，他們在最後一刻留下完美的身影，要如何的自持才能做到！
施明德回憶錄是非賣品，「烈士的鮮血是不能賣的」，僅印製2001本限量珍藏版，與釀了7年的「牢酒」及「牢酒碗」一起作為贈品，送給知己友人；他以最高規格印制，盪金封面、加拿大進口封蠟、每一章的起頭都仿中世紀書本的花體字，由施明德妻子陳嘉君設計；「這些受難者被族人唾棄遺忘，我必須以最高規格來榮耀他們」。
所謂的最高規格不只是裝禎，施明德是不屑談時下流行的「轉型正義」4字的，然而他秉持的是春秋筆法，在《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一書中，每一位作為白色恐怖政權幫凶的檢察官、法官、告密者的名字，都被施明德一筆一劃紀錄下來，這也許是歷史唯一能還的公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