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僅僅因為透露習近平在黨內的一篇關於「七不講」講話（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司法獨立、不准講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就被重判七年，習近平的一句話值一年刑期。如果習近平說的是十不講或十五不講，那麽，年逾七旬、疾病纏身的高瑜是否就要被判處十年或十五年的重刑？高瑜案之後，「七不講」就變成「八不講」了——必須外加一條「不准講七不講」。
（2013年，高瑜在紐約批評習近平「七不講」視頻。（由Wen YunChao上傳）
二零一三年，當新公民運動的發起者許志永被判四年徒刑的時候，許多對習近平心存幻想的改革派和開明派人士爲其辯護說，習近平剛剛上臺，尚未掌握全權，該案或許是周永康推行的維穩體制按照慣性運行的結果。甚至還有人說，這是周永康及其背後的江系勢力故意用打壓民間社會的惡行來抹黑「白紙一張」的習近平。「陰謀論」演繹得頭頭是道，習近平反倒成了一個比許志永還要無辜的受害者。
然而，高瑜案的整個進程，卻是在習近平牢牢集權的背景下展開。周永康及其「餘孽」早已深陷囚籠，根本不可能再出來跟習近平「添亂」。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屆前任，羽翼被折，步步驚心，但求自保，遑論反擊？面對作為「野心皇帝」的習近平，他們也不可能像鄧小平對待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趾高氣揚地垂簾聽政。所以，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必須爲每一個政策、每一個案例負全部的責任。
重判高瑜，毫無疑問就是習近平本人的決策。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當局不可能在法院尚未宣判的時候，就以家人的安全爲籌碼逼迫高瑜認罪，並將高瑜認罪的畫面在央視播放。這種文革式的「遊街示眾」、羞辱對手的人格尊嚴，只有在文革中死去活來、並對文革愛恨交織的習近平最為擅長。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法院不可能在幾度拖延之後，不顧國際社會的警告，仍然對高瑜判處重刑，而且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霸道專橫，完全無視律師提供的有力證據，一手炮製這一曠世冤案。
高瑜與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等所謂「黨內開明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也在這個圈子中獲得不少高層權力鬥爭的消息。然而，此次高瑜被重判，顯示出這個由少數退休高官組成的「黨內開明派」對習近平毫無影響力。他們本人的開明立場固然毋庸置疑，但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抗衡獨裁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當政者的「派系」。高瑜案釋放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中國的民間社會除了自行凝聚反對力量之外，再也不能寄希望於黨內出現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因為習近平將蘇共末代總書記和改革者戈爾巴喬夫看作千古罪人，他的身邊自然都是一群頑劣僵化的、保江山爲旨歸的「紅二代」。
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向普京獻媚說：「我跟您很相像！」在如何煉成獨裁者的道路上，這兩個人確實是首尾相隨。普京對批評他的記者毫不留情，甚至不惜採取暗殺手段。俄國著名異見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大量報道車臣地區的狀況，詳細描寫了車臣人遭受的可怕苦難，嚴厲批評俄軍士兵的暴行。２００４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英國出版了名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的新書，嚴厲批評克格勃出身的普京，稱普京將把俄羅斯帶回蘇聯時期。10月7日，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其位於莫斯科的公寓樓內慘遭槍殺，屍體倒伏在公寓樓內的電梯裡。
與普京相比，熱愛儒家和佛教的習近平顯得溫柔敦厚許多。對待高瑜，只是判刑入獄，還沒有趕盡殺絕。而高瑜的受難，絕非高瑜一個人的受難，鋼鐵鐐銬已然落到每一個中國記者和言論者身上。是奮起抗爭，將獨裁者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還是繼續懷抱幻想、自欺欺人——未來只有這兩種選擇。但願我們珍惜高瑜用她的自由爲我們換來的寶貴資訊，以此以論據作出正確的判斷。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