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世紀那個年代的東亞大陸各王朝帝國，是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的概念的，我們可以把整個王朝當成一個牧場，皇帝是牧場主人、官僚是牧場的「專業經理人」，民眾當然就是牧場的各種牲畜。
簡單說皇帝這個「業主」要把牧場營運得好，得要讓牲畜健康長大才能賣好價錢，但專業經理人的利益卻不是如此，在某種狀況下，專業經理人靠壓縮業主付出養牲畜的成本，來賺取差價，利益可能遠超過他領的死薪水，至於牲畜長得不好不能賣錢，其實是不甘他的事的。尤其是宋王朝之前東亞大陸剛經歷了五個短命王朝，「專業經理人」已經了解「牧場業主換人我們活照幹、錢照領」的事實，自然更不會有必須和牧場、牧場業主休戚與共的想法。
王安石的變法，不管是「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簡單說都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民眾貸款，這等於是把中間人貸款給民眾賺取利息的權力收歸中央。我們可以說新黨是牧場主人也就是皇帝要收回利益的執行者，而舊黨則是中間人守護自己利益的的集合。「新舊黨爭」本質上就是一場權力者和中間人的鬥爭。
商鞅變法──權力者：秦公國公爵；中間人：封建貴族
紀元前4世紀的商鞅變法，是更早出現的權力者和中間人對決的實例，商鞅所處的時代是周王朝封建秩序正在崩潰的時候，他幫助嬴渠梁也就是後世所稱的秦孝公去除秦公國的「中間人」，改封建為中央集權的政制，為秦公國統一天下奠定基礎。
周王朝封建制度的結構，你可以想成一棟大樓，最大的王是整棟樓的業主，各諸侯則是各層的二房東，諸侯的家臣是各單位的三房東，然後租給各租客，這種結構產生的結果就是，名目上除了王之外，沒有人擁有自己的房子（沒有私人財產的概念，東亞大陸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歐洲的貴族可以在平民農奴的大婚之夜先享受新娘的初夜權，也是因為這些農奴是他們的財產）。只是王當初就是沒辦法一戶一戶去收房租，解決房客問題，才會找一群二房東直接把屋子分包給他們，他只要跟各個二房東收租就好了。結果就是一個完全的「層層剝削」的樣貌。對王這個大房東來說，這些二房東三房東四房東，其實就是「中間人」。
這種分封制度有一些致命的問題，一是諸侯各行其是，一旦出事（天災、戰事），中央的王很難統一調撥資源處理（前面講過，他就是管不了才要分封）；二是諸侯把封地經營得好，總會有不想上繳稅金的一天，意思是他會造反；三是諸侯經營不好他的封地，隔壁的諸侯很難不起覬覦之心，當王的權力幅度管不到（通常管不到）之時，就會有兼併的情事發生，兼併的情事多了，就會出現超強的諸侯霸主，意思是他也會想要造反；四是這些諸侯二房東三房東們，靠壓榨租客（平民階層、說穿了都是某種程度的農奴）就能溫飽甚至過得優渥，總是有人因此不思發展，而且王事實上也不想要這些諸侯發展自強威脅到自己，結果整個社會發展陷入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