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造型：自我啟蒙的實踐
一九八○年代的台灣文化藝術領域尚未出現「跨領域」這樣的說法，但整個時代與醞釀的前期思想，無論是文化躍進、串連或論戰，都具體表現了知識份子的理想、激進與純粹，在台灣近代文化史上乃絕無僅有。1976年王淳義於《雄獅美術》發表〈談文化造型工作〉一文，質疑台灣長久以來全盤接受西方藝術教育與審美觀點，完全忽略了創建屬於民族性的新生文化，並鼓吹藝術家應以「文化造型家」自居，化被動為主動，汲取傳統與在地文化的再認識與理解，擾動歷史並轉化爲未來文化形式的積極性自我主體追求。這些反省引發了巨大迴響，蔣勳在《仙人掌》雜誌撰文將文化造型工作更提升為「文化造型運動」，將藝術工作者對社會的關心視為具體的改變，亦破除了狹隘的美術範疇定義。1978年3月起，蔣勳擔任《雄獅美術》革新號總編輯，高舉「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具體思維，擴大雜誌的內容，涵蓋攝影、戲劇、舞蹈、建築、音樂、文學等不同文藝方向，將原先期刊架構由「美術的」成為「文化的」，宣告「……應當走到大街上去，只有那裡有文藝的活路。」這些都是開創性跨領域及思索主體身分的先聲。
台灣的「前衛」或「前衛性」不是以單一時間軸線為方向、與過往進行斷裂的「揚棄」。不同領域、背景聚集在一起，混雜在地與外部的知識和訊息，共同創發出跨域的事件、活動、展覽……等以突破現有價值邊界，在往往非善意或不明的環境裡完成一次次保存自身的「前衛性」。也因此，從中發展出新的路徑與價值實踐，勢必衝擊現有價值體系，難以被收納、歸類，讓其坐立難安甚至無法容忍，冒犯而具侵略性的回應自身領域中難以被解答的問題、理解的價值。叛逆的實驗冒險精神，製造出矛盾的顛覆性。跨域的行動方法在此有了觸發「前衛」的可能性，這裡的「前衛」更是種在相互跨域交流的行動過程中所激發的顛覆性實驗精神。所以，「前衛」必定是保持起步動身的初始狀態，永遠是進行中的，帶著戲劇性的挑戰姿態，前瞻性的朝向未來。如果說「跨域」是面對傳統，對既定模式運作的邊界的突破與逃離，那跨域所觸發的「前衛」便是訴諸當下的驗證實踐，挑釁地打開未來的諸多可能性。
1983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開館，標誌了台灣「美術館時代」的來臨，其標榜的｢現當代｣定位雖寬泛，但無可諱言，對於當時仍保守的台灣美術環境來說，無疑注入視覺藝術觀念多元化的新可能，當代藝術觀念大量進入台灣官方機構，在體制內產生了刺激性的本質變化，同時對應的是躁動雲湧的民間體制外前衛發展，各種尋求對抗或突破的「出口」，成為連結當時整體文化環境的前進動力。無論是對進步知識的渴望，抑或是劃開僵化保守思維，從實驗劇場、身體行為、新電影浪潮到反學院的美術畫會成立……，大跨度的連結成「面」的進擊，粗糙的技術或美學正是激撞前衛性歷史斷面的再次探求。1986年發生於台北東區空公寓的「息壤」聯展，代表了某個歷史回應的斷點，在解除戒嚴前混沌環境之下，其強烈反判的政治性意涵，以及參與者的多元領域身分，一方面不同於之前的藝術生產樣貌，更帶出逆流解放的實踐企圖，加深了時代中前衛精神的純粹性。
「前衛」本身即具有進化的功能，而在此種為追求更自主、自由的實驗性過程中，與過往決裂，朝向的是尚未被定義的目標，然而相較於這種對未來的期待或成就一種運動，「前衛」作為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在反體制、反傳統、反主流、反權威、反商業等等的批判性之下，不僅僅只是挑釁，更深層的內在欲望實是召喚「自我啟蒙」，從開始質疑到衝撞，不斷地積極實踐，主動性地去開發知識、創造價值。「自我啟蒙」必須是實驗性的，敢於逾越、敢於求知，而非仰賴與相信權威及僵化的環境體制，以此取徑達到自我啟蒙，再而建立新的觀點與關係。當台灣置身更為複雜的多重「雙重偶連性」的歷史束縛中，我們的「啟蒙」不會在靈魂的洞穴裡或是大腦的松果體裡，而會在「文化」生成中進行，「社會場景」便是我們自我啟蒙的戰場。因此，我們會說台灣以跨域進行的前衛性發生，一直在倫理與政治層面上操作反身性的「自我啟蒙」技術。
＊作者王俊傑現為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教授。黃建宏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及關渡美術館館長。本文選自兩人合編之《台灣八○：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黑體文化），授權轉載。
